知识经济下的新奢侈品及新奢侈消费：概念与内涵界定

从回顾新奢侈品内涵的相关研究出发,指出现有概念从单一维度进行界定的歧义和不足;在探索、追溯和理解新奢侈品出现的原因、背景下,从广义奢侈品中剥离、发现和界定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新奢侈品和新奢侈消费概念和内涵,引入个人维度和社会维度,从二维角度构筑了一个认识与甄别目标客体的参照体系。     

情以物迁诗以"兴"言——论中西诗歌视域中的"兴"

指出中国诗歌独特的魅力集中体现为对“兴”的重视,认为“兴”反应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而深邃的诗性思维与美学原则,以及一个古朴民族诗意栖居的特质;并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梳理“兴”这一独特而复杂的中国诗学概念,以此比较中西诗歌在表现方法和文化上的深层差异。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世界金融秩序变迁研究：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现代世界金融秩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主要经历了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世界金融秩序、以伦敦为中心的不列颠世界金融秩序、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世界金融秩序。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的更迭一直沿着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路径。世界金融秩序的空间基础在于世界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崛起的关键在于它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资本的积累和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大规模战争在世界金融权力的转移、世界金融秩序的变迁中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起着关键作用。市场在世界金融秩序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政府在世界金融秩序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地位越来越大。     

公共文化视角下梁平木版年画整体性保护研究

梁平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性公共文化,既具有文化遗产具体可视的物质属性,又包含民间信俗、制作技艺等非物质的文化属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传统保守的生产模式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其创作生产萎缩、日渐衰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文章从活态性、地域性、系统性角度,论述了对梁平木版年画的完整性、关联性、综合性保护,以保持其公共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独特性、可识别性,激发其创作、生产活力,增强群众参与度,体现其公共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对梁平木版年画的整体性保护.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述略

面对现代经济学淡化伦理和中国经济伦理失范的现状 ,对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 ,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经济的伦理关怀进行评述。     

瞿秋白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上）

瞿秋白在俄国盘桓的两年,正值苏俄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对“新经济政策”有较为全面地介绍、认识和分析,为此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一政策实施依据、实施内容、实施效果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真梳理和分析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     

公共政策保留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是当今国际商事领域最主要的争议解决方法之一。它以其灵活性、专业性、自主性得到了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青睐。然而,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有赖于其裁决能否得到各国法院的承认和实际执行。公共政策保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我国应当合理区分国际公共政策和国内公共政策,以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对待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分析 ———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来自于农民非农化的需求,来自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拉力,也来自于农业产业化的驱动。然而这些力量发挥的基础在于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利。目前“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土地制度,由于农民土地产权不完整,不仅使得农村土地难以流转从而限制了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制度的建立和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文章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改革方向是废除目前的集体所有形式,还权利于农民,这是符合农民需要、收益最显著而成本相对最小的制度变革途径,是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

根据成都城区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但更倾向于现代性的过渡型人格中.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历、传媒接触、城市经历、工作组织化程度、社会交往对其现代性人格的发展有显著影响,而家庭背景对其现代性人格的发展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