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同机制研究

促进人民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是当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构建动力机制、健全引导机制、完善保障机制有利于强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构建动力机制,需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发认同的情感动力,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认同的利益动力,以理论的科学性增加认同的思想动力;健全引导机制,需要以理论研究为支撑,完善教育机制;以正确舆论为导向,强化宣传机制;以阵地建设为平台,健全导向机制;完善保障机制,需要壮大经济基础,突出利益认同;健全民主政治,增强政治认同;坚持文化自信,强化价值认同;夯实民生基础,巩固社会认同;推进绿色发展,提升生态认同.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全球替代性食物体系综述

在世界各地,农业食品领域的工业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 大量碳排放、食品安全危机、小农边缘化和小农生计的难以维系。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多个国家的不同 群体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如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共同购买、社区菜园等。 替代性食 物体系自 2009 年进入中国至今已有十年,获得了较大发展。 然而,国内研究较少关注国际替代性食物 体系产生的背景及理念。 文章从替代食物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特征、国内外差异以及学术界的批判 等几个方面进行概述,全面介绍相关的关键问题和概念,为推动国内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的发展助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关系研究——基于多层回归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2012 年的基线调查数据,运用多层回归模型,通过分析社会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获得的影响,探讨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关系。 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个人层次上的年龄、居住状况、失能情况和社区层次上的老龄补贴、经济状况对农村老年人获得家庭照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代表社会照料的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回归估计结果说明,社会照料并不能对缺位的家庭照料起到补充作用,更不会起到替代作用,两者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无关系”。 文章的政策启示是,打破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壁垒,构建一个“流动”的老年照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