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地农民就业与参保意愿及政策建议——基于西安市调查的分析

通过问卷调研,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与参加社会保障的现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率低主要原因是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有偏差。其次,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是被征地农民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程度低,是造成被征地农民"弱势"地位的深层次原因。对此,应根据被征地农民的需求,建立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扶助,尤其扶持有意向的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为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对接,应建立多层次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是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它是由政府为社会成员的疾病医疗、健康关怀提供必要的保障,使民众能够积极应对疾病风险,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它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实行了以医疗保险为核心、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制度在50多年的变迁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引起了美国历届政府持续而艰难的改革。他们的改革理念及改革措施也许能够对当前中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权利视角下工时制度演进的历史回顾

工时制度历经数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从超越人体极限的十几个小时至现代社会适度工作时间的实现,各种权利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启蒙运动中普遍性权利的觉醒,部分人权思想如平等、自由为后来工时制度演变起到了启蒙作用,启蒙运动后社会权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劳动者实现了向社会人地位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时间的价值凸显并且劳动时间不断被延长,伴随着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及工人阶级权利意识的觉醒,工人发起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并成为工时制度演变的直接推动力。适度性是工时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伴随着各方的博弈,工时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各方的适度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家庭托育点管理实践及启示：政策工具的视角

家庭托育点的规范化对婴幼儿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收集和访谈获得既往管理举措和当前试点政策,运用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究管理家庭托育点的背景、对象和措施。结果表明：家庭托育点因经济优势而被纳入管理,现有征求意见稿管理对象偏向小规模邻托,但试点和市场偏向较大收托规模;消防审查依托既有消防验收,师资准入要求偏低,质量监管依靠政府。管理建议：应根据收托规模区分小型和大型家庭托育点开展试点;完善三方协同的管理架构,设定专门空间环境要求,提高师资准入要求,建立综合质量监管。     

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重在“人才振兴”,只有解决好了人的问题,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因而推动各类人才尤其是吸引新乡贤参与家乡各项事业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新乡贤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对新乡贤认识定位不清晰、缺乏情感沟通、实践渠道受阻以及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为此,需要通过多种舆论宣传确保新乡贤“时刻挂念家乡”、加强日常情感联系推动新乡贤“经常回来走走”和注重多措并举鼓励支持新乡贤“共谋家乡发展”等实施路径,来不断提升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工作实效性。     

考虑脉冲现象的复杂供应链系统及其稳定策略

供应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方面由于时间延迟、信息不对称及反馈机制等,会产生牛鞭效应,另一方面供应链具有需求突增或骤减的脉冲特点,上述现象都可能导致供应链系统混沌,而现有的供应链模型仅考虑了“牛鞭效应”,并未考虑脉冲现象对供应链系统的影响。文章建立了考虑脉冲现象的供应链模型,分析了脉冲现象对供应链系统的影响,并给出了使供应链系统稳定的策略,讨论了参数扰动对该模型的影响,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稳定策略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脉冲现象对供应链系统有着显著影响,但只要选取恰当的脉冲强度和脉冲时间间隔,供应链系统是可以稳定的。     

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优势、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随着ESG投资的兴起,上市公司ESG信息应否强制性披露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议题。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有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信息质量的制度优势,但我国选择该模式并将其制度化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还有待探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风险规制的需要和证券法中信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可成为ESG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正当性基础。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构建,可在将重要ESG信息解释为证券法框架下重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证监会制定基本原则、证券交易所设计具体规则形成结构化披露规则体系;宜区分以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为中心的ESG理念和以关照利益相关者诉求为核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分两步建立ESG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合规成本,推行渐进式实现方案。     

深刻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目的/意义】随着世情、民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历史发展方位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设计/方法】要把教育活动转化为长效制度,就需要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对现实的脉诊、对理论的发展、对实践的回应和对未来的勾勒,寻求构建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制度的内在逻辑支撑和外在学理依据。【结论/发现】坚持历史、现实、理论、实践和未来五重逻辑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回答了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现实人民性、理论科学性、革命实践性和未来发展性。阐述和贯彻五重逻辑将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提供不竭动力和注入崭新内涵。     

Involvement of Ministries of Health in Health Service Coverage Decisions: Is England an Aberrant Ca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volvement of ministries of health in making health service coverage decisions in Denmark,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The study aims to inform debate in England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reducing perceived ministerial and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in decisions affecting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health system stakeholders. Ministries of health differ in their involvement in health system governance and coverage decisions (‘the benefits package’), reflecting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all four countries, organizations at arm's length or independent from government are either involved in providing technical advice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r have been mandated to take these decisions themselves. However, ministries of health occasionally interven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r ignore the advic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England is not an aberrant case, at least in relation to coverage decisions. Indeed, ministries of health in Denmark and France play a larger role in making these decisions. Public pressure, often amplified by the media, is a shared reason for ministerial and ministry involvement in all four countries. This dynamic may thus limit the feasibility of attempts to further separate the NHS from both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ider political pressures.     

启蒙者的非启蒙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局限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不足在于启蒙不够充分.由于历史性的诸多原因,新文化提倡者带有浓厚的科举心态,缺乏对文化启蒙及其功能的深刻理解,将启蒙当做一种政治手段,让启蒙承担起其力不能及的过分沉重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使命.这种非启蒙心态在启蒙内部构成了一种颠覆,使启蒙丧失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