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儒学之重整

清朝建立后,本着加强思想专制的目的,确立了定朱学于一尊与大兴文字狱并行的文化政策。与此同时,明代遗臣在追寻旧朝覆灭原因的过程中,普遍察觉到前朝政治的软弱乏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理学性格的虚浮疏阔。若要彻底革正宋明理学的玄虚之病,就必须使学术朝着原始儒家的方向复归：在内容上,不能再纠缠于本体心性的繁杂辨析,而应尽力向现实关怀靠拢;在形式上,亟需挣脱滋养空言的语录之学,回归到深具致用精神的经学上来。其哲学表现,即是气本论思想的大举复兴,并从“气质之性”出发对人的自然情欲给予充分认肯;在学术方法上,极力探索经义训解与“质测”实证的有机结合。总之,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清初儒学重整运动都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是宋明理学的总结扬弃,又是乾嘉朴学的滥觞所出。     

流民的文化现象——以清代淮北地区为例

本文从文化社会学新视角审视清代淮北流民现象,认为淮北流民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淮北流民根据内在与外在的现实的生态条件,对生存方式所作的选择———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与生存环境和主体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     

唐代妇女与佛教

由于各种现实和社会的原因,唐代妇女信仰佛教的人数比较多,她们信仰佛教的方式主要有出家为尼和在家修行两种。唐代妇女信仰佛教,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试论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等国即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此后,外国使臣是否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成为中外难以逾越的外交障碍。中英修约期间和同治帝亲政后,外国方面再次提出觐见问题,并与清廷展开交涉,清廷内部亦就此发生激烈争论。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各国公使分别以作揖和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这一原本属于外交范畴的礼仪之争带有明显而浓重的侵略色彩。同时,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使其从天朝大国的自我封闭中醒来,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世界,这又是历史的进步。     

北魏的盐业经营及文化意义

北魏的盐业资源是丰富的,其分布的特色是以西北内陆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其生产分为海盐和池盐两种方式,经营分国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不同.盐业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居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与盐有关的政治事件、社会信仰乃至地名的由来,无不显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具有深远的文化学意义.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     

清末的农政机构与农业政策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极度重压下 ,清政府被迫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改良 :设置了全国性的农业管理机构 ,选派留学生出国习农 ,设立农业学校 ,兴办农会 ,重视农事试验 ,并着力改良棉、蚕、茶业。这些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进程。但清政府对农业的改良是以服务于工商业为目的的 ,农业政策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都表现得摇摆混乱 ,难以得到有效施行 ,妨碍了近代农业的充分发育     

元代审美风尚与喜剧创作的兴盛

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元代喜剧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体现着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元代喜剧创作的兴盛与元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元代喜剧创作的繁荣 ,既是元代社会变迁与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 ,也是喜剧艺术自身积累与发展的结果。探讨元代喜剧繁荣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元代喜剧的鲜明特色与重要贡献     

《乌江竹枝》:清代劳动妇女生活的写真

清代著名诗人蒋士铨的《乌江竹枝》生动记述了当时安徽和州地方劳动妇女生活的真实情状。这在文人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诗句中所透露的可以从多方面反映社会风习的重要信息,也具有值得珍视的价值。蒋士铨其他诗作中体现的对于下层妇女的理解和同情,值得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

本文通过对唐宋之际陶雅徽州重税原因进行考辨后认为 ,徽州重税并非是因为当时的刺史陶雅欲取宠节度使杨行密 ,或是迫于军事需要的加征所导致的 ,而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徽州重税真正沉重不在正税 ,而在杂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