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浅谈贾平凹长篇小说叙事体态的变化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按写作和出版的时间顺序看,其小说叙述方式和叙述视角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叙事体态也相应有着较明显的变化,逐渐由全知型过渡到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类型,较明显地表现出叙述客观化的趋势。     

《左传》“沉玉质琏”的文化阐释

《左传》中的“沉玉质蛙”之俗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人们对黄河神灵和玉石的信仰与崇拜。古人视玉有“勇”德和“信”德,因此他们以“沉玉于河”娱媚河神,祈求战争的胜利;以“质硅于河”为信盟誓,意谓河神见证。正是基于人们对河神和玉石的共同敬畏与崇拜,爰有沉玉而济、以璧祈战于河、质蛙于河而盟之举。     

新历史小说的命名焦虑

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小说＂经历了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命名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对各种名称使用的随意性依然充斥在有关的评论中,尤其是众人对中国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混淆往往令大量的争议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中国学者们在西方强势理论话语面前的自卑感与焦灼心态。     

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进与评析

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平等关系。但由于这些理论是高度抽象的,因而排除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和发展中的具体过程和特殊道路,而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社会主义实践要求发展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各个阶段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而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参考框架。     

简论墨白小说世界

墨白小说以其空灵前卫著称于小说界。他在已经发表的数百万字的小说中多视角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三国志通俗演义》复仇观与孙吴文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复仇主体行使复仇动机方式以及相关影响,都有多重表现。吴越地域复仇文化的长期侵染,和人们以此为尚的自豪感更是不应忽视的。鲁迅对来自复仇之乡的自已有复仇偏好,就毫不掩饰。小说在江东形象群尤其是孙权、徐氏等“超群杰出”的艺术表现中,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复仇观、人才观,从吴越复仇文化宝库和孙吴地区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渴望"苦闷"的象征--从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看其"天才情结"

新世纪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解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之谜.郭沫若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亢奋意识与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意识极不协调,研究者历来对于这一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如果说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那么,其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也便是其独特的"天才情结".从"天才情结"的角度去解读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是索解郭沫若"球形天才"之谜的一个宝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