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初小诗体的艺术建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诗坛上兴起的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体创作的热潮,作为现代诗歌革命的一种阶段性的收获,达成了现代诗神与形两者相对平衡的艺术效果,唤醒了传统诗灵,但是由于缺乏一种文体类型应该具有的体的自觉与规范而告一段落。小诗体的矛盾运作过程诠释的是一个个热情的、寂寞的诗灵在寻找躯体的历史,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建构之中找寻新诗体的突围之路提供了可贵的教训和借鉴。     

现代“小诗”文化身份的鉴识——论胡怀琛的《小诗研究》

胡怀琛的《小诗研究》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小诗的专著。胡怀琛强调小诗的中国血统,不认同小诗来源于日本短歌和印度泰戈尔之说,由此淡化小诗的新诗身份。胡怀琛在理论探讨中未把小诗提升为一种独立的诗体,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固有文化传统。胡怀琛的小诗研究力主调和新旧文学观,理论立场模糊,故容易被人忽略。     

先秦至六朝比兴说述略

比兴是从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中总结出来的。唐前对比兴的讨论分两条线索、两个阶段。一条线索是经学家对比兴原义的诠释,属浅层研究,为比兴说的建立提供了启示;另一条线索是文学家、文论家抛开比兴原义而对其文论意义的阐发,是其真正意义之所在。两个阶段为:两汉比兴原义诠释阶段,魏晋南北朝原诠释向文论阐发过渡阶段。     

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内蕴探微

探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诗言志”、“诗缘情”的发展 ,可以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天人合一 ,物我相融 ,强调人与自然契合无间的人生境界与精神状态 ;真情实感 ,丰盈个性 ,主张主体意识的张扬与自我解放的追求 ;遣兴抒怀 ,自足自信 ,表现对自身价值的深切关注与高度珍视     

文笔论

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源于两汉时的文学文章之分。随着晋代文章总集编选的兴盛,文体辨析遂显示出其必要性;再加上魏晋时骈文初步形成,与散体文逐渐分途,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此二因素应是文笔之分出现的前提与条件。具体而言,六朝时的文笔,应包括“文学”中的文笔和“文章”中的文笔两种含义。前者是从文学性质上区分的,而后者则是从文章形式上区分的。     

现代四川期刊中的抗战诗歌探究

抗战时期,新文化的两个中心北京和上海沦陷了,以巴蜀为中心的大西南集中了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精华,时代风云际会催生了四川期刊,抗战作为时代的主流,抗战诗歌以鲜明的时代性、激情饱满的文字、昂扬的斗志和对时代的深切感受,肩负启蒙和救亡的责任,开启了新文学崭新的篇章。     

关汉卿散曲美学价值重估

关汉卿创作的元曲中,杂剧和散曲各有侧重:杂剧面对社会生活,散曲面向心灵世界;杂剧以社会价值为主,散曲以审美价值为主;杂剧的创作主旨是惩恶扬善,散曲的创作主旨则是弘扬美质;杂剧以叙事为主,散曲以抒情为主.与此相应,研究散曲就应该以美丑为评判标准,重点透视其审美意蕴和美学价值.关汉卿的散曲注重自然意象的天然美和哲理品味,关注女性形象内外兼美的艺术价值,并注重发掘情感美的理想美质,显示了超凡脱俗的审美追求.     

也谈诗体译法之不足——许渊冲《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读后

诗体译法和散体译法是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两种主要方法,各有其利弊。诗体译法虽能较好地保留和再现原诗(词)的音韵之美,但也有其局限性。文章结合对许渊冲《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一书中译例的分析,阐明在诗体译法运用不当时可能产生的各种不足之处,并指出,两种译法不应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而应取长补短、互为弥补。     

殊途同归的译诗形式——《长干行》两种英译对比

从诗歌翻译的形式问题出发,通过比较<长干行>的两种英译,考察两种译诗形式在处理诗歌的节奏、意象、典故、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和效果,认为两种形式都较成功地实现了原诗的传译.诗歌翻译形式虽然不同,但只要运用得体,都能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即法国现代派诗歌加剧了新诗自由化和律化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