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公共行政隐喻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作为科学隐喻的视角看,理性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艺术隐喻的视角看,渐进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社会设计隐喻的视角看,社会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实际上,依赖于科学隐喻、艺术隐喻和社会设计隐喻的中国城市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理性设计模式、渐进设计模式和社会设计模式对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进行规划。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论高校教育和谐与依法治校

教育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教育法治是教育和谐的保障。面对生态、资源、环境全面恶化,社会规范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怀疑,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治理乏术等问题,认为高校教育和谐与依法治校二者相制约而存在,相辅佐而发展。依法治校要回应人文关怀、构建和谐校园、导入自尊自律、对接"三个文明",把和谐社会的主题融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中,努力营造和谐的育人环境,逐步实现人和校园环境的和谐,人和教育制度的和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和谐、学术氛围的和谐以及教育与其他科学的和谐。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以及人和社会的和谐。     

我国教育行政执法理论与发展趋势研究

教育行政执法是实现教育立法宗旨、发挥教育法律法规作用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当前教育法制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系统地研究和探讨我国教育行政执行的理论和发展趋势问题,对于加强和改善我国教育行政执法,严格依法行政,确保教育法律法规的真正贯彻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对教育行政执法的内涵与发展进行理论研究,并结合历史与时代主题,分析了我国教育行政执法的发展趋势,并最终就完善我国教育行政执法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高校人才资源管理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高校人才资源管理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凸现出来,所以,我们必须从时代发展的需要出发,通过更新高校人才资源管理理念、发展学校事业、改革高校治理机制和薪酬福利制度、畅通沟通机制、完善激励制度等改革措施,逐步开创以人为本的高校人才资源管理之路,有效提高我国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教育内部民主法制化简论

教育内部民主是相对于"保障教育权利平等"的外部民主而言的,包括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民主和教育管理与决策的民主。因为缺乏必要的规范,教育内部民主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非理性的冲动,教育内部民主需要通过理性的法制介入得以合理有效地实现。教育内部民主法制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我国国家审计模式重构的探讨

我国的国家审计属于典型的行政模式 ,即各级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的行政系统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受双重领导。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现有的审计模式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审计机关职能的行使和审计目标的实现 ,审计独立性得不到充分保证 ,因此 ,本文试针对现行审计模式的缺陷 ,对我国国家审计模式提出了新的构想     

从奥巴马2012年总统竞选看网络舆论管理

社会媒体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通过借助传播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显示社会媒体在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聚集人气和舆论管理的作用及其特征.同时,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社会媒体使用策略对中国的网络舆论管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面对网络舆论不仅仅要“管”,更要对网络舆论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积极回应和处理.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