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世情小说的宗教文化与婚丧习俗

明清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要特点,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补经史之不足,《金瓶梅》与《红楼梦》堪为其中代表.二书中涉及宗教文化的描写带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反映出当时民间信仰与实用功利的关系,同时塑造了不少逐利鄙俗的师尼僧道形象,亦是当时释道逐渐衰落的真实写照.而与人物家庭相关的婚丧习俗也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各种形态的婚事描写、完整周详的丧礼叙述等,均反映出明清时期真实的社会风气.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是建立在通俗小说都得到妥善保存的“假设”之上的 ,它完全没有考虑通俗小说大量湮没的事实 ,因而是完全不合事理的。如若没有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孙楷第等老一辈学者的抢救“引进” ,可能今天面对的“空白”就会是整个明代。从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 ,仍透露出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 ,不仅能够证明稗官小说的大量存在 ,有些作品的内容亦可窥知一二。而现存多数的历史小说 ,都有它更早的“原本”。“明代前期空白论”是不能成立的     

武则天形象的流变:古代小说创作观念探赜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大多恪守"小道可观"的"史补"观念,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劝善惩恶"的"实录"窠臼。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致使叙事成为了一种图解,如武则天的形象就徒然成为一种符号。不仅仅历史题材,包括其他题材的小说都这样附庸于史书传统,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一言可采"的道德选择,很少具有自觉的本体意识。只有少数杰作能够对世事人生作复杂的观照,主张虚构的"事体情理",走向观念的成熟。     

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中渗透着的苍凉气息,时代、家庭、个人等方面的影响,是这种独特审美情致形成的原因.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对乖讹的展现,苍凉的底色的铺设以及独特情致的追求上.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

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体形象,农民形象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丰厚充盈。依据其自身审美内涵的差异性,农民形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文化表征型、现实镜像型和生存喻指型。文化表征型农民形象源于作家文化批判与重建的强烈诉求,农民的文化能指意味愈趋明显。现实镜像型农民形象则折射出现实乡村变革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改变与塑造,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家的叙事焦点。生存喻指型农民形象突出农民的生存意识,彰显出作家以自由自在的乡村文化心态和自足自立的乡村民间生存原则对抗意识形态同化改造乡村的文化意图。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迁移,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必然会产生新质,克服当前农民叙事缺陷也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官场文化生态的描摹与反刍——肖仁福小说论略

作为一名执著于书写官场生态的作家,肖仁福从剖析官场深层文化结构着笔,聚焦人性深处奴役与反奴役、人性与反人性的纠缠,对官场中人的希望与绝望、高洁与卑劣进行了逼真的描摹和深刻的揭示。与此同时,肖仁福小说通过对官场的权力崇拜意识、圈子意识以及权力异化现象的审视和反思,敏锐地体察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脉象,呈现出官场文化生态的某种制度性缺失及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可能。     

论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中,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构成对照与互见的关系,但在整体上往湘西生命形式偏移,这种整体性偏移固然显示出沈从文一定程度上的湘西地方主义立场与乡下人的观察视角与眼光,但更为重要的是传达出他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他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从中可以发现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意识与情爱模式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地山小说一方面暗合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情爱模式,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人物精神深处的深刻影响及其所导致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因为宗教意识的输入,许地山小说转换了"喜新厌旧—沦落天涯—弃妇幽怨"的传统弃妇叙事方式,使其笔下表面上逆来顺受的女主人公内心充满了洞彻人生的智慧和执著生命的坚韧,明显有别于五四运动时期"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娜拉"们。许地山小说对于感伤流被的"五四"文学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