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德波与扬州评话情结

挪威学者易德波教授多年、多次到中国江苏扬州,田野调查“扬州评话”。运用西方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对中国曲艺之一的扬州评话进行研究。     

试论1918—1920年北洋政府与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面临如何处理与旧俄政权的关系问题。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意图取消同旧俄政权的关系,并为此作了努力,其中包括停付庚子赔款、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及收回旧俄租界、旧俄驻华使领馆等。因列强公使团干涉,北洋政府的行动未取得预期效果;但行动本身对于中国与苏俄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圆明园写仿“西湖十景”简论

同步于清帝的南巡盛典,作为江南著名风物的杭州西湖十景被一一仿建在北京圆明园中,一开这座皇家园林“移天缩地”的先声。文章通过对圆明园与杭州两处“西湖十景”的比对,厘清了圆明园对其写仿的方法为“实景写仿”与“会意写仿”两类,并通过院本绘画、现状照片、清帝御制诗以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的清宫样式房图档,分别就每一景的对景关系作一简析,得出了圆明园写仿杭州西湖十景过程中的尺度缩小、官式做法、意境追索等特点的结论。      

民族旅游地民居客栈经营的关键因素研究--以世界遗产地丽江古城为例

旅游体验满意是衡量旅游者忠诚与重顾的关键因素。旅游者对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古城的民居客栈体验的网络评价,主要涉及了“家”、整洁、舒适、环境、房间陈设、位置等六个方面,这些都是影响民居客栈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但是就旅游者体验来说,这些因素明显缺乏了地方文化的展现与创新。基于此,文章从酒店化与专业化、家庭化与生活化、文化化与乡野化的视域上重新设计了民居客栈经营发展的创新模式,凸显出民居客栈产品与酒店产品的差异性,创建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品牌,助推民居经营的永续发展。     

盘古新议

“盘古”名字反映不同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盘古所处年代是旧石器时代(约170万年前~1万年前)。《三五历纪》所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指人在直立之前所见景物,直立以后,就会产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的感觉。盘古会“变化”(另类的生育方式),盘古生日农历三月三是“阴”发生的时间,盘古最初当是伟大的女性。到了夫权时代,确立为男性。有了夫妻形式的时代,才有“盘古夫妻”的说法。盘古原本不是道教神,为道教徒拉入道教神的行列。盘古不是盘瓠。盘古神话研究的现代性:一、开创和谐社会,倡导献身精神;二、发展旅游,打造主题品牌;三、发展经济,构建盘古相关的产业链。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国家现行的统一的金融政策在制度安排上的不一致,构成了现行的金融政策制度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间的基本矛盾。以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金融约束论为代表的发展金融学,对制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展风险投资事业;设立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基金;组建东北振兴银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传统文化与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

传统文化是造就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越文化熏陶下的越商,具有冒险、创新,勤俭、敬业,诚信、合作以及家庭、企业相伴等企业家精神特质。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性别视角下的农村丧偶独居老人生存状态研究——以吉林省东丰县某村为例

通过对吉林省东丰县横道村99例老人的问卷调查以及7例丧偶独居老人的个案访谈,从性别角度对农村丧偶独居老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老年女性的贫困化程度较男性高、生活适应性更差,老年男性的心理适应性较差。据此提出了应从政策、社团组织等四个方面改善农村独居老人生存状态的建议。     

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沈约撰写《宋书·谢灵运传论》所秉持的古今观念与之前的史家有所不同,他受到佛家三世因缘说的影响以古今相因的思路来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故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专论。与这种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相一致,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沈约贯彻了与其古今关系认识相一致的古今观念。在肯定后世变革的思路下沈约为当时新出的声律理论摇旗呐喊;在肯定后世的古今观念下沈约在作家批评上避免了论家厚古薄今的一贯主张,并大力“奖掖后学”;在文学创作论上他又反对过度用典,从而提出“文章三易”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