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叙事时间研究

《秦腔》采取了一种＂乡俗＂的叙事策略。从文本时间特性方面看,细说慢写的风格形成了重复、弥散和绵延的日常性时间特征。对人物产生实际影响的,是日暮晨昏、节气变化、寒暑交替,这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但同时作者又采取了两种方法来超越日常时间庸常性的拘囿。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代生成性时间,二是疯癫叙事的手法。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元代“逐臣孤子”类杂剧解读

结构主义叙事学倡导从共时性的角度探讨故事讲述的模式及模式之下内蕴的深层结构,从而达到对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或心理即"价值"的认识。以此观照元代"逐臣孤子"类杂剧就会发现:一、其人物是毫无"特性"的模糊存在;二、其情节是淡化和弱化了的"误会"性冲突;三、其"故事"是二元对立的环形结构。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循环结构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只是"皇帝轮流做"的改朝换代而已,并无真正的变革。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传统艺术走上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现代性建构道路。通过对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筹备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京剧现代转型的机制、特点与得失。从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梅兰芳与京剧的改造中可见,近代中国传统艺术探索出了一条以新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以“中西结合、古今共用”的艺术理论为革新理念,以推动艺术成为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革新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型道路,由此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了现实平衡,成为了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时尚。因此,梳理和分析近代京剧的改革史可以为当下探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提供指引。     

晚明皖籍家乐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家乐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也是昆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家乐即家庭戏班,是指由私人蓄养的以满足家庭娱乐需要为目的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一组织从事的文化娱乐活动。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痴迷昆曲,蓄养家乐盛行一时,梅鼎祚、吴用先、吴琨、阮大铖、汪宗孝等安徽籍的家乐对于剧本创作、戏曲理论、戏曲表演和昆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明清戏曲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晚清京剧表演艺术家刘赶三

清同治、光绪年间 ,新兴的京剧诞生了第一批行当齐全的杰出表演艺术家 ,名丑刘赶三便是其中之一。刘赶三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卓绝的演出才能。他一生最具影响的剧目几乎都与咸、同、光三朝的重大事件的重要人物密切相关。     

用舞蹈审美的方式谈谈京剧中的做、打艺术

京剧与舞蹈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为艺术的两种表现形式有很多的共同与不同,本文旨在通过一个侧面来欣赏京剧的表]艺术,来展现京剧的审美特征。以舞蹈的审美方式用形、神、乐、劲、律五方面来谈谈京剧中"舞蹈"(做、打)的审美艺术。     

论《中州音韵》"入作三声"之实质

明代中叶前后的南曲韵书,一直相沿<中原音韵>"入派三声"之旧.这与有明一代南曲演唱用韵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王文璧<中州音韵>的"入作三声",实乃"唱作",而非"变作"三声,并不会磨灭所据方言语音中入声的实际存在.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重解

考诸史料，荆河戏器乐曲牌之考证尚无专论，已有研究只是提及荆河戏与楚剧、汉剧等存在关联，而对曲牌名未作深入阐释。以挖掘出来的代表性谱本为基础，通过论证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与曾侯乙钟铭、传统《周易》之辩证关系，探析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之含蕴，是破解这一课题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