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论“恻隐”与“同情”——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儒学的“恻隐”不是舍勒的“同情”:恻隐并不基于认知或“再感知”;恻隐不是“再体验”,即不是“参与”到对象的体验中;恻隐也不是“价值盲”,而是价值的源泉。恻隐即爱或爱的原初显现,而非与爱对立的“低级”情绪。恻隐是一切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本源。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从伦理学角度解析《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喜福会》中四位母亲和她们的四个女儿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心灵历程，揭示了母女两代人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之间的文化冲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中突；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阮籍及其诗文的精神世界

阮籍既是魏晋时期士林的领袖之一 ,也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从“济世之志”与“酣饮为常”、儒家思想与“不拘礼法”、“越名教”与“任自然”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 ,可见阮籍及其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具有矛盾性的精神世界     

中西宗教伦理的宪政意义

对于中西宪政的不同命运,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文化传统扮演了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基督教的超验之神、有限理性、对人性的双重预设与儒教的天人合一、理性自负、等级人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的上述传统,窒息了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人权保障、民主等宪政要素的生长.然而,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劲的"尊儒"意识和波澜壮阔的"排教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胜利的同时,宪政是否失去了有利的文化环境,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从儒家思想角度解读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这一壮举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那样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儒家人本质理论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人本质理论影响到文化特点的形成,进而影响到民族精神的形成。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理论就是儒家的人本质理论。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孟子的人本质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实践,对中华民族重视道德、爱国主义精神、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和大义凛然、毫不畏惧的大无畏精神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略论先秦儒家的山水美学观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我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自然审美的朦胧意识,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理解自然山水,还是应从此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人的自然审美观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自然美学思想,并对后世的自然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