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龙江流域的藏族传统禁忌习俗

白龙江流域藏族传统禁忌习俗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分名讳禁忌、圣物禁忌、宗教禁忌、礼仪禁忌、婚姻禁忌、生活禁忌、服饰禁忌、生产禁忌、饮食禁忌等。禁忌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发展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藏族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禁忌习俗还具有超越民族性和民族社会性的特点。因此,藏族禁忌习俗是具有公益性的行为准则。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通过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反省,探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问题。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     

长庆油田油气勘探开发历程述略

回顾了长庆油田40多年的油气勘探历程,系统总结了长庆油田各历史阶段的地质理论的提出和认识的突破,以及由此取得的油气勘探开发成果,阐述了科技进步对长庆油田发展的重要作用。     

主体利益调整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省际协调的决策模式与法规范基础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它追求流域范围内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上下游省际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由于省际之间利益冲突博弈的牵制以及政府杂乱渐增主义决策形态的限制,流域上下游之间冲突严重,所涉省际之间的利益衡平以及生态补偿标准、程度等很难达成一致。流域生态补偿不仅要从决策模式上积极纠偏,更要切实解决法规范的结构性问题,遵循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的基本主线,用回应性的、负责任的法规范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     

论蒙元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分布与政府经略

中国西南的乌江流域地区,因长期远离中土且资源丰硕,历来是彝、苗、布依、土家、仡佬、侗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自元朝实现国家一统以来,封建朝廷对乌江流域的统治与经营较之前朝更为广泛深入。蒙元统治者不仅通过置设行省机构、推行土官制度等举措,极力强化当地的政治集权控制,而且还通过建立站赤驿道、开展军民屯田等方略,有力推动着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     

赤水河流域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开发

历史上的川盐入黔,沿袭唐宋,明清以后逐渐完善,形成了以赤水河流域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盐运文化历史,反映了作为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川盐入黔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当今赤水河流域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     

胡尖山地区长 6、长 4+5 储层有利区预测

摘要：以胡尖山油田长 6、长 4+5 油藏为例,综合应用地质资料、岩芯分析资料、测井资料以及试油资料,开展了长 6和长 4+5 油藏小层划分和对比、单井相分析,建立测井相识别模式,编制小层沉积相平面展布图,进而分析沉积相演化规律;探讨储层砂体展布以及物性分布规律,从而深入认识研究区的储层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储层进行流动单元的划分,然后结合试油资料对胡尖山油田长 6、长 4+5 油藏的储层进行有利区域的预测,为油田待开发区域的合理建产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中）——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在亚洲地理板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以“亚洲重心”和海陆兼备而拥有较大的优势。前文（上）通过与欧美的地缘政治比较,认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是无中心的绝对“破碎型板块”,北美洲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绝对主体板块”,亚洲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主体板块”。本文（中）通过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认为中国的地理大势是北部陆域广阔,东部大部分地带与大海衔接,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今的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其国防务必海陆兼顾,方可长治久安。     

致密砂岩天然气扩散能力研究

致密砂岩储层岩性致密，自生粘土矿物类型丰富且含量高，造成致密砂岩储层晶间微孔发育，岩石比表面积巨大，实验测得平均比表面积为2.13m2/g。在储层发育的纳微尺度空间内，天然气分子在其中的赋存状态以吸附为主，一旦微孔介质中天然气浓度发生变化，克努森数大于10时，吸附天然气将解吸、扩散、运移。实验室测定致密砂岩天然气扩散系数平均为6.86×10-5m2/s，通过模拟典型致密砂岩气井生产周期内天然气扩散量，证实扩散是致密砂岩天然气重要产出方式之一。     

滦河流域民族聚居区生态贫困的脱贫路径

滦河流域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其中的七个国家级贫困县既是满、蒙传统游牧民族聚居区,又属典型的生态贫困区。滦河流域是以山地为主的河源区,为京津唐等城市的水源区,其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较大比例,生产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而历史上由于清代陪都建设、近代人口迁徙、殖民化经济、水环境问题与流域牧业退化,加上“PPE怪圈”与复合型贫困的加剧,对该地区生态造成较大破坏。对此,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并结合学理分析结果,建议适度恢复河运可以使河运与优秀传统生态文明意识的重塑、“自下而上”的反贫困内力的培育、京津绿色生态腹地构建结合起来,从而从根源上实现绿色治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