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策略刍议——以四川的中央化为例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但又颇有成效的统一努力,使中国逐步由分裂走向统一,为稍后的全国团结抗战准备了条件。承认现状,利用军阀矛盾,等待时机,全面改造等正确策略的运用使南京政府成功和平实现四川中央化,尽管反人民的政权性质决定南京政府统一政策的缺失,它不能最终完成统一的任务,但这十年间中国统一趋势的出现,却是值得肯定的。     

晚清股份制企业中官款属性与企业制度变革

早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 ,官方垫款、借款都是企业的债务。由于官款承担了企业运营的主要风险 ,官方为确保其安全 ,以债权人身份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并要求分享企业的利润 ,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混乱 ,损害了股东的权益。针对官督商办的制度弊端 ,人们要求明确划分债权与股权 ,政府也逐步调整以债权人入主企业的做法 ,赋予投资者自主管理企业的权利。清末《公司律》开始以法律手段界定产权 ,但政府权力界定产权在企业实践中仍十分盛行     

民族的友人--赛珍珠

赛珍珠一方面与陕北的中央政府没有直接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对新中国的某些做法不满,她及她的作品由此一直不被中国人所接受。本文通过对赛珍珠生活史实的查证了解,展示出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感情。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发展中的产业组织理论述评

作者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和发展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作者试图通过对各个时期不同学派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归纳和比较，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和差异，并重点介绍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发展态势，以便于应用它来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理论假说

在经济周期处在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时,政府要及时而适度地介入干预;在经济周期处在繁荣阶段时,政府则要采取不介入干预的不作为应对策略。政府既不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过度介入干预,也不能对所有周期阶段进行全程介入干预,更不能对一切周期阶段均进行过度介入干预,而只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适度介入干预。这种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地减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叠加的巨大负面效应,从而收到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预期效果。     

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对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对华缓和政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新近公布的解密档案和冷战史研究来看,边界冲突并不必然会导致美中接近;只是当苏联在边界冲突中的表现引起了尼克松政府对其战略意图怀疑时,美国政府才加快了启动对华缓和的进程．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

1938-1939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被迫滞留西宁,学界多以此事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牟取私利向西藏噶厦政府勒索钱财所为。但是,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此事经历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通过阻留拉木登珠与西藏噶厦政府进行政治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客观上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期马步芳违抗中央命令,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控制西藏。在其政治阴谋失败后,又对西藏噶厦政府实施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无序状态。     

中国公民意见表达的基本特点与中国政治文化

意见表达是政府运作的开端。但是,一个国家具体的意见表达方式,会因国情民情的不同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独特的政治实践、文化传统相适应,中国公民的意见表达具有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表达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使公民的意见表达表现出暂时的“不平衡”态势。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正在积极探讨各种适应自己实际情况的意见表达的新方式。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