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義理學的产生及其重要性——一個地理與文化的觀察

清代新義理學主要奠基并發展於徽州學者,從戴震、程瑶田、到淩廷堪,形成一個以追求客觀物則为目標的基軸。要分析这一成因,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一、徽州的地理和學風特色;二、乾嘉學者對義理學的態度;三、徽州義理學之产生及其特色。     

《契嵩年表》考补

释契嵩是北宋时期佛教界的代表人物,其著书辅教及上书朝廷活动,对中国佛教的伦理化进程有重要影响。郭尚武所编《契嵩年表》,对契嵩的有关活动作了细致勾勒,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主要针对其失实与疏漏之处,略作考补。     

传统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创造性重构——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叙事分析

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的叙事颇具特色。首先,《天眼》吸纳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不仅体现在分章回目上,也彰显在故事框架的建构和预述上。其次,《天眼》驻足于民间化叙事立场,叙事呈现出＂乡中人＂的叙述姿态和散漫性、原发性的思维特征。然而,《天眼》又并不属于回归传统的写作或民间化创作,其叙事是对传统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双重超越和创造性重构。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元稹排律创作的得失

排律是元稹近体诗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其排律是在自觉的文体意识指导下创作的。元稹排律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叙事性和写实性成分大大增加,还为诗歌增加了代书、投赠、酬答等功能;在形式上,他的排律创新则表现为次韵相酬,增加了排律的写作难度。元稹排律主要存在过分的形式主义和诗歌内容上具有色情成分等问题。     

浅论黄庭坚、谢榛的诗歌创作观

黄庭坚和谢榛有着相似的诗歌创作渊源和创作观,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和＂酿蜜法＂就是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不过他们在学古问题上各有侧重。对黄庭坚和谢榛的诗歌创作观做一番探讨,将对诗人的接受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谈郑珍诗歌的宗宋特色

论述了郑珍作为“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宗宋特色;指出其在诗歌题材方面,学习宋诗的取材广泛,将一切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都写入诗中,从而“化俗为雅”;在诗歌创作手法上,学习宋诗之“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

曹雪芹通过“红楼二尤”的短暂的悲剧人生,揭示了封建贵族社会的冷酷与丑陋,强有力地控诉了荣宁贵族污浊男性的丑恶行径,鞭挞了王熙凤阴险狠毒的性格。尤氏姐妹的悲剧人生,虽然大不同于书中所描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悲剧命运,但却是穿插在曹雪芹所描绘的封建社会大悲剧中的小悲剧,深刻而强烈地控诉了封建恶势力对这三位来自民间的女性从肉体到精神的残酷虐害,惨烈生动,撼人心魄。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