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功效

刑事和解体现出了一种综合的价值取向,它既不是单纯地追求正义,也不是仅仅追求效益,而是在追求正义结果的过程中兼顾效益,以此达到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刑事和解价值体系。     

分工协作：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定位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代理律师、法院三者,而并不包括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程序中,当事人居于主导地位,代理律师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法院则对当事人取证行为予以阐明和指导,并可弥补当事人取证能力之不足。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应定位于分工与协作,其中分工是前提,协作是本质与核心。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协作具有双重内涵,其中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协作更具有实质意义。证据收集主体与对象所负协作义务的法理依据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深层依据则在于诉讼各方主体所负的＂诉讼协力义务＂。诉讼模式从＂辩论主义＂向＂协同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为各主体在证据收集领域的＂诉讼协力义务＂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中管辖和审理,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案件数量不足、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题。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培育行政审判队伍、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改革探索方法,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承载

制度的正当性根植于其所属社会的普遍伦理、基本价值体系和经济结构。社会和谐理念、与道德协和运行的法传统、集体主义精神、传统的法正义思想以及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赋予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机制以正当性。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立足于国情,在立法目的、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前置程序、调解、协调和解、判决方式与诉讼奖励制度等方面作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制度安排。     

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再完善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并不意味着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定型。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监督和保障民事独立审判原则、处分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对抗原则的正确施行,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具体而言,可在民事执行、调解、破产程序等方面拓展民事检察抗诉监督的范围,把握抗诉监督的重点,实行主动干预和被动响应相结合的程序运作机制,遵行规范的抗诉程序。     

论外逃腐败犯罪资产追回机制的构建——以公益诉讼制度为视角

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但是要在我国现行法律下顺利追回外逃腐败资产还存在诸多障碍。从公益诉讼的角度探讨如何在我国建立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以期在公约的效力范围内最大程度追回外逃腐败资产。     

论我国刑事书面证言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刑事书面证言在法庭审判中存在着滥用的情况,并给诉讼带来了很大影响。因此,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书面证言制度,采取相关措施将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使用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以促进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     

论我国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仍然处于立法不足的缺位遗憾中。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利害关系说、诉讼信托等理论;应允许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同时构建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双重前置程序、诉讼费用、举证责任、调解以及原告保护等相关制度程序。     

团体诉讼的比较法研究

从比较法的角度介绍和评析域外团体诉讼的规定,以期对我国团体诉讼立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