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送达法律问题探析——基于在线诉讼的视角

在线送达作为一种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更加快捷、经济、高效的送达方式，应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法律框架下确认其应有的法律地位，以支持和保障在线诉讼的确立和发展。     

人民法院诉讼不作为的原因及对策——从一起国家赔偿申请确认案件谈起

从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诉讼不作为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人民法院作为诉讼活动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其不作为造成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下降,损害人民法院自身形象。因此,应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健全监督救济机制;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素质。     

诉讼离婚理由再研究——自合同法理的角度

诉讼离婚理由这个老问题可以自合同法理这个新角度而得到新考察。视婚姻为合同的思想很有价值,但这一价值未得到充分重视。在认识婚姻的本质和基础的前提下,衡诸合同的法理,可以对诉讼离婚的理由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立法设计。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正性检视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生，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诉讼，在程序规则构造上理应遵循公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存在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模糊、诉讼启动条件具体标准缺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明晰等影响诉讼公正性的因素，急需从限制检察机关的恣意性、确保程序的科学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保障程序的平等性及行政机关的参与性等方面补强该程序在公正性方面的欠缺，以确保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符合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美国联邦法院关于国际诉讼竞合的法律规制

跨国经济的发展使国际民商事纠纷不断增加 ,对国际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国际诉讼竞合问题是当前各国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发生积极冲突的结果 ,在尚无国际统一条约规制的情况下 ,各国国内法如何进行调整是国际民事诉讼法的重要课题。美国联邦法院具有独特的规制国际诉讼竞合的法律制度 ,对此予以分析研究 ,对健全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 ,其基本的标准为 :诉讼的提起 ,要求原告应首先负推进的责任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主张权利成立的一方在行政诉讼中仍要对权利成立要件负举证责任 ,另一方对所主张的权利妨害要件或者权利消灭要件负举证责任。但是 ,上述分配规则如果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不合理、违背行政诉讼目的的结果时 ,就必须结合行政诉讼属性来做个别的调整和分配     

股东直接诉讼的类型化研究

在公司法、证券法修订中,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股东等滥用控制权,擅自侵占公司资金,通过关联交易侵蚀公司利益等,法律加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制裁,明确规定了其民事赔偿责任,最明显的是完善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和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充分肯定了股东诉讼对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高法律实施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的作用。对股东直接诉讼的类型化进行研究,为中小股东的权利保护提供指引。     

诉讼担当的理论推演与现实环境

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相统一是民事诉讼的理想格局,但新的民事主体和实体权利随社会发展不断产生,使两者之间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诉讼担当既保护了既有实体权利,又为新的实体权利的生成乃至最终为立法所确认奠定了条件。但是,诉讼担当双重功能的发挥存在环境制约因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就因运行环境不佳导致在解决群体纠纷时的作用有限。强化群体纠纷替代解决方式的建设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不能忽视代表人诉讼运行的环境建设,对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而言两者都不可或缺。     

立法导向、投资者诉讼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改善

治理水平改善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沿着LLSV模型的研究思路、并在对其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建立恰当的博弈论模型分析证券法的立法导向和投资者诉讼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改善的影响,并利用75个国家(地区)的相关数据样本对理论模型的主要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立法导向上应确立以投资者诉讼权利保障为核心的理念,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董事责任对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没有显著作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改善而言,法院审判活动的公正性至关重要,诉讼案件持续期限尽管有正向影响,但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而投资者支付的直接诉讼成本则对上市公司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身份不是单纯的法律监督人、公益代表人、原告人或诉讼代理人,而是公诉人。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的反映存在诸多局限,应从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两方面加以克服。要真正有效发挥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现实作用,从制度环境上必须坚持检察独立,并考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