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与虚幻——《金阁寺》中三岛由纪夫的终极美学

国内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大多从政治的角度关注其作为＂军国主义分子＂或者＂右翼分子＂的层面,随着英国记者亨利.斯各特的三岛由纪夫的传记的出版,作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演员、运动员和政治评论员等多重身份的三岛由纪夫在研究者的视野里呈现出多维的映像。本文通过对其代表作《金阁寺》的解读梳理了三岛对人生现实的不满足,对人生价值的不确定,对永恒与虚幻这对矛盾的无休止追问,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三岛充满矛盾的短暂人生中的种种抉择。     

清末民国时期拉卜楞寺商业活动刍议

清末民国时期拉卜楞寺的商业活动对于促成当地农牧土特产品与外界各种日用品的交换,促进安多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扩大寺院规模以及加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     

高丽使节郑梦周登州史迹考

郑梦周是高丽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外交家,他4次出使中国,多次在登州往来,他与登州的渊源颇深。郑梦周所见和记录的登州港、蓬莱阁、苏轼碑等文化遗迹,至今保存完好,甚至高丽后期郑梦周时期高丽使团使用的海船,近年来在蓬莱登州古港也被发现出土。     

莫力庙历史沿革与现状

莫力庙（集宁寺）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30公里莫力庙乡。它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兴盛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同拉萨三大寺和塔尔寺、拉卜楞寺以及五台山相媲美的朝圣之地,＂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2007年重新开始修复工作。本文拟对莫力庙的历史与现状做概述性介绍。     

唐代长安公主道观的开发与利用

道教在唐代被奉为国教,先后有十余位公主入道为冠。目前能明确考察出来的公主道观共有七处,分别是太平公主的太平观、金仙公主的金仙观、玉真公主的玉真观、咸宜公主的咸宜观、新昌公主的新昌观、永穆公主的华封观(又名万安观)和华阳公主的宗道观(又名华阳观)。这些公主道观都是由长安的豪宅改建而成,代表了除皇宫以外唐代长安最高的建筑水平和建筑风格,充分展现了唐代繁荣而深厚的文化气象。由于这些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它们的开发与利用价值也不同,太平观和咸宜观最具开发的可能性,其次是新昌观、华封观和宗道观,金仙观和玉真观开发的困难最大。为了确保开发的效益,公主道观的开发一定与其他旅游资源相配合,一方面要突出宗教的特点,同时也要突出女性文化特色,太平公主的道观最好能和瓦胡同村改造结合起来。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

长安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排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大兴善寺其名不见经传,其貌不得其详。所幸的是,唐诗中有20多首诗歌涉及大兴善寺,为我们了解大兴善寺风物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诗作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大兴善寺的池、院、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     

对普寂生平的两个澄清——兼论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史书对唐代北宗禅高僧普寂晚年居住地和籍贯,有不同记载。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和《资治通鉴》《旧唐书》《元和姓纂》等史料考证：（1）普寂晚年居住洛阳,并卒于此;（2）长乐信都是普寂俗家郡望,蒲州河东是其旧居地。在对普寂晚年驻锡之所的考证中,可以发现,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元代永乐宫壁画与道教美学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和壁画当属永乐宫。永乐宫壁画可谓元代道教绘画艺术之典范。壁画中的情节设置及表现手法等均能表现深厚的道教文化及独特神奇的道教美学思想。从艺术研究和创作的角度,永乐宫壁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北魏神加鹿四年（431年）平城长庆寺《造七级舍利塔砖铭》,为王银田教授2005年12月于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所见。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更未在日本或中国国内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不仅照录了铭文,而且阐述了作为皇家寺院的平城长庆寺的大致情况。铭文所记北魏平城长庆寺劝缘兼作铭记的僧人永慈、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译大藏经30部并置之入塔的僧人苴倩和昙云,则对北魏平城时期的高僧有了新的认识。《长庆寺造塔砖铭》本身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魏早期书迹,其隶楷即楷书而带有隶意的面目,又揭示了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就是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或楷隶,或隶楷,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全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碑石自身的规格,同时也取决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     

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3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营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