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形式美--以书、画、诗为例

作者认为,书、画、诗的形式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形式的审美创造领域最有代表性。书法家以情性对"形质"加以软化、活化、动化,使原有字形发生美的变化,以"草书"而臻至最高的审美境界。画家以"气韵"与"形模"合作,发展到"写意"而走向绘画艺术的高峰。诗则是由诗人自己创制种种形式,又在越来越严格的形式中自由施展而显示诗人的才能。当传统的形式被用得烂熟而失去制约感,探索、创造新形式便成为一代才人"再领风骚"的壮举。     

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

对南宋江湖诗派的认识 ,一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本的完整程度与正确与否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此文从江湖诗集的文本和江湖诗人的生平事迹及姓名字号等方面 ,列举并辨析了以往存在的若干错误。     

"人,诗意地栖居大地"--浅探俄罗斯人的爱情自然崇拜

人类文化具有共性.俄罗斯人崇尚自然;崇尚自然式爱情,此种自然崇拜式爱情通常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直觉形象思维,野性的浪漫,其次,与自然规律相通的曲折审美,阶梯式的复合理性,该类审美体现了婉约与豪放风格并重,现实与浪漫精神交织,而发散其中的达观诗意耐人寻味.     

弋阳腔与板腔体戏曲的形成

弋阳腔最初为诗赞体戏曲。后接受佛教俗讲梵呗及说唱文学影响,在南诸宫调的直接推动下形成南戏声腔,变为联曲体戏曲。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了诗赞体戏曲的若干因素,后来发展产生了滚调。又吸收弦乐,促成梆子腔及皮黄腔的产生,最终形成板腔体的戏曲音乐体制。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李春祥先生的元曲研究

李春祥先生撰写了我国新时期"第一本元杂剧史"--<元杂剧史稿>,对元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新时期的元曲研究界开风气之先;他提出并论证了"<录鬼簿>才是戏剧史领域里的开山之作",将我国戏曲史中有关这门学科建设的时间提早了600年;他对元代包公戏、元杂剧地域范畴的研究及元人散曲的研究多有见地;他对元杂剧"全面的、多角度的,也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绩.     

浅论白居易平易浅切的诗风

白居易是中唐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被人所喜爱并广为传颂，上白宫廷，下至市井街头。在诗歌创作中，他力求明白晓畅，老妪能解，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平易浅切。本文主要讨论白居易平易浅切诗风的具体表现，形成的原因和对他人的影响。     

欲将沉醉化悲凉--论鲁迅小说《孤独者》的复调结构

小说<孤独者>采用了独特的复调结构,对传统小说艺术大胆突破创新,展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多种叙事可能,体现出鲁迅对叙述艺术的现代性追求.     

再论中国古代应用文审美特征形成的原因

中国古代应用文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1、传统哲学本体论观念的模糊导致了古代文人认识上的模糊;2、古人的“诗性思维”和中国古代诗歌的绝对地位,影响到其它文体的分类和定性,进而影响到对应用文特点的把握;3、“尚用”的观念和“美文”的传统并存,导致应用文写作、欣赏和评价的审美化;4、古人对应用文缺乏宏观的理论认识,导致应用文观念的模糊;5、语言上的哲学文化传统和古代文章对应用文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强大的影响力,使应用文语言具有一贯的形式美;6、古代社会体制的性质和人际关系,对应用文写作有特殊的要求,从而使“美”成为应用文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