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的闽中诗派领袖之路

林鸿为明初著名诗人。在文学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他的诗歌被视为唐音正声,其本人也被奉为闽中诗派开山之祖。然而经过考察,发现林鸿在明初福建诗坛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地位是随着闽中诗派的崛起、发展而得以确立的。在得到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他的传记却被加入了种种虚构、臆想的成分,“林鸿”成为一个标签,他的诗歌和观念再也无人问津。     

捆绑与挣扎——略论新诗的艺术生成兼及诗体重建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诗人在创作时应懂得诗的艺术规律 ,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 ,至今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 ,许多诗人的文体意识不强 ,诗歌作品缺乏诗质。诗体重建势在必行     

《原诗》的艺术主客体关系论

本文拈出《原诗》中的“主客体关系论”作讨论对象,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文学以表现客观事物“理事情”为最高法则;二、“理事情”的把握和传达有赖于作者的“才识胆力”;三、诗歌艺术表现“理事情”的特殊性即在于“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惚以为情”.     

论朝鲜古典诗话理论的东方美学特征

朝鲜古典诗学作为东方艺术的一部分,具有抒情言志的表现说的东方美学特征,这与偏重于再现说的西方美学特征不同,与此相应,比起西方诗学的分析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美学形态,朝鲜古典诗学具有直观性和经验性的经验美学形态.     

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朱弁是南北宋之际的诗论家、诗人 ,他的《风月堂诗话》是一部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诗话》作于朱弁羁留金朝期间 ,多是记载作者南渡前在新郑时与友人谈诗的回忆 ,借以寄托作者的故国之思 ,其中颇富论诗独见。朱弁论诗宗旨 ,首在于自然浑成 ,不以用事为高 ,而主张诗人以“体物”的方法在大自然和客观事物中直接获得审美体验 ;朱弁还非常崇尚雄奇刚健的诗歌风格 ,而又认为应该达到浑涵汪茫的艺术境界。他评价黄庭坚所说的“用昆体功夫 ,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是在诗学史上颇富理论创见的命题。朱弁在诗歌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从长期羁留北国的宋朝士人的角度出发 ,朱弁诗有着“亲历”、纪实的特点 ,同时又深刻细微地呈现了诗人内心那种深沉而勃动着的精神天地。从艺术上看 ,他的创作极少使事用典 ,得之自然 ,多用白描手法 ,但句律严整 ,下字坚实 ,意象的创造是很有个性的     

《诗镜论》研究概述

公元 7世纪印度古代文学理论家檀丁所撰诗学理论著作《诗镜论》译为藏文以后 ,藏族学者争相传习 ,蔚成风气。它和藏文古体诗的创作相结合 ,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 ,已经成为藏族文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对蒙古族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蒙古族喇嘛学者用藏文撰写诗镜论注释和诗例 ,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对蒙古文学的影响。这些注释著作作为蒙古族古代书面文论文献的最初篇章在蒙古文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厚乐薄诗：柏拉图“反艺术说”辨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地位是不相同的。他的批判集中在诗歌,对于音乐却持欢迎的态度;他不可能提出“把音乐驱逐出理想国”的口号。本文认为这种“厚乐薄诗”的差异是对古希腊诗歌与音乐的特点直接关怀的产物,并具体从柏拉图关于诗歌与音乐的创作来源、社会功用(主要关涉到他的政治观念、文化理想)两个并非独立自足的层面来透视产生差异的复杂原因,试图对学人所谓柏拉图“反艺术说”有所辨正。     

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

明末清初钱谦益完成《钱注杜诗》一书,在整个清代掀起了注杜诗的高潮,并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强的学术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如此,由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深入人心以及清人“诗史”意识的过分强烈,致使清代学者在古典诗歌笺释方法上陷入一种误区。本文就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妙理成趣的苏轼山水诗

有意识熔山水风光和人生哲理于一炉,炼就一篇篇短小精粹,脍炙人口的山水哲理诗,这可以说既始于宋也成熟于宋,而苏轼又堪称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社会及个人因素决定其山水诗独具奇趣妙理,而这些富含理趣的山水诗并没有违背诗歌的本质特征,因而在诗坛上经久不衰。     

当代诗歌发展进程论略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76年的集体化写作阶段,1976年到1989年的群体化写作阶段,1989年至今的个体化写作阶段。每一阶段的诗歌写作在题材、主题和表达形态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表明,诗歌写作不仅可以见证时代的精神状况,而且可以有效地参与时代的精神建构,其历史演变既受制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诗歌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