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也谈列锦修辞 ——兼与吴礼权先生商榷

分析《诗经》中的语料,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15首诗21处运用了列锦修辞。虽然这些列锦修辞的句式以四言为主,但是形式多样,不少模式被后来文学作品所继承。其它先秦歌谣里面亦出现列锦修辞。列锦的起源与初步建立当为先秦时代。根据谭永祥先生给“列锦”的定义,单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独成句算作列锦修辞是不妥当的。根据《诗经》中列锦修辞的数量和模式、《诗经》的来源和作者、《诗经》中某些列锦文本分析,《诗经》中的列锦修辞当为有意为之。     

吴树声《诗小学》考

台湾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录清吴玉树《诗小学》提要,此书著者实为吴树声,《云南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均收录。《清史列传》有吴树声传。吴氏精于音韵训诂之学,于经史子集均有著述。吴玉树另有其人。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从孤介之气到平和之心——论晚唐至南唐隐逸诗的新变

晚唐时期隐逸诗蔚为大观,其中相当部分诗作表现了诗人对艰危世事的忧惧、对社会不公的怨愤与不甘,体现出孤介不平的气质。而与晚唐相比,南唐隐逸诗在意境的营造上更加平和舒缓,在情感的抒发上更加平和圆融。这种变化与南唐士人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传统儒家精神失落而导致的士人心态的转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诗人追求诗歌风雅含蓄之味的自然结果。     

《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读

《诗经》中有大量的植物意象,并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植物可以是女性的象征、寄情的赠物、婚恋生活的隐语,还可以代表婚恋的场所。本文对植物意象的内涵及其形成缘由进行了分析,认为古人特有的交感思维、强烈的生殖崇拜心理及现实生活体验共同生成了植物意象。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山水与风骨——试论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

夔州诗是杜甫晚年的重要作品。联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效力,以"山水"为中心考察了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揭示出杜甫夔州诗作"夔州风骨"的成因和特点。诗人将夔州山水作为一种强悍、蛮荒的异己力量加以描写,形成了区别于神韵派山水诗的"风骨"倾向。这一山水诗写作上的突破和探索主要表现为作者通过现地化的视角,在强化山水地方特色的同时,体现了矛盾性的道德主题和纯粹化的审美诉求之间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