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合作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消费量增长最快的石油进口国.沙特需要为其巨大的能源储量寻找新的市场,中国需要海外能源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因此,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正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推动着中沙关系的稳步发展,本文力图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法对中沙石油合作做出理性分析与判断.     

儒家式的民主主义

有关“儒家民主”讨论不是一种乌托邦思想的发挥。通过借助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眼光及其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逝者和民主”考察,可发现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在未来东西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影响使得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益发接近杜威的民主观。我们希望来自将来对话的中西价值和信仰的结合将成为中国的儒学及西方的实用主义这两者的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法律教育述评

文章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之历史沿革,分析封建皇权政治、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教育发展的影响,揭示古代法律教育的特点,为现代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中国革命斗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结合中国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从学理的层面、从理论的核心深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与儒家哲学的融合,两种哲学融合的基础在于两种理论的核心深处存有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法则,即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强烈的实践思想。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很好地将中国儒家思想包融于自身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儒家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本质上是指能够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生活状态,也即使人成之为人的政治过程及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在价值依托上,儒家在天人一体的思想框架中寻求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确立人类应然的政治生活状态;在制度安排上,儒家意在建立一种上下等级和谐的君权文明;在运作方式上,儒家推崇的是以德治为本,兼综政刑的礼乐文明.儒家政治文明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二者之间应是健康互动的关系,儒家在价值追求、治国之道等方面蕴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丰富资源;同时,政治文明的主体性特征要求我们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导性地位.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