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村民自治与农村政治发展

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推动农村政治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之一。政治民主、政治参与、政治秩序等作为农村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追求。作为非国家形态的民主,村民自治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点。它标志着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参与,旨在维护农村的社会秩序进而维护中国政治秩序的良性发展。     

超越应当的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方法

当代自由主义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不过,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从应当的道义原则出发推论出理想社会的应当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人与自然、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立是一个关键点。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致力于超越应当的逻辑的方法论建构。他在历史主义基础上阐明了普遍规范的历史性质,从而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性考察之上。这就使他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新地基上,阐明了他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妇女参政

实现妇女参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妇女参政提供坚实的保障。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政党民主建设:西欧共产党的探索及其启示

西欧各国共产党结合自己对发达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在战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政党民主建设即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如何发展国内和国际党际民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需求和竞选人竞选的需要 ,美国的竞选捐赠日益加剧 ,捐赠规模日趋膨胀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利益代表性的偏差。由此 ,美国早期的法律就对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进行限制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美国关于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立法不断。但改革遇到利益需求和关于合宪性问题等种种障碍 ,步履维艰。美国政治中的这一两难状况是其政治体制所使然 ,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法治民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然而,就两者关系,我国学术界却存在着普遍的争论,形成了和谐共生论与冲突均衡论两派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亦存在着民主为本和法治优先两种不同认识。为了调和两者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法治民主政体的基本思路。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