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政治观中的张力分析

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论路径和自然主义的演进方式塑造了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政治观,这种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目的论路径展示了城邦超越、自足、理想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方式蕴涵着城邦现实性、多样化和变动性特征。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不一致是亚氏政治观紧张关系的深层体现,哲学沉思是好人(哲学家)最优良的生活方式,而城邦政治是好公民获得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     

罗尔斯“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论析——兼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康德实践哲学的关系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论及的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理性的和合理的,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理性的和合理的两个概念来自于康德的实践哲学,通过对罗尔斯关于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的论析,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呈现。     

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

江淮旅沪同乡会是苏北旅沪移民社团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其理事长亦是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的头目。中国共产党在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打交道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利用同乡、亲属关系,对该社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动员,进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政治态度;国民党的独裁、腐朽统治,加速该社团倾向革命;挖掘江淮人讲义气的性格特质,顺利实现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动员江淮同乡会,并不是肯定同乡组织及青帮;解放后,这类组织被逐步消解。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尝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新时期农民教育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教育不再是政治的依附体,教育不仅相对独立于政治,而且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不断完善和优化政治。在我国,政治制度是以众多农民为基础的,农民教育是农村基层政治进步的前提。农民教育对农村基层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农民政治行为的优化,通过农民教育,农民的政治人格得到发展、参与能力得到提升、政治主体性得到培育。     

略论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保持长期稳定 ,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公务员的政治行为和职业道德行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加以规范。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内容广泛 ,而且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这些行为规范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国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建设刚刚起步 ,我们必须不断地作出努力 ,才能更好地贯彻“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略。     

民主的伦理维度——兼论杜威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

民主应该具有深厚的道德底蕴,这是杜威政治哲学独特性和深刻性体现的重要维度。他从彻底“道德理想”的视阈来看待民主的基本原则、实践方式和社会目的。因此其民主理论具有深厚的道德与人性基础。其民主思想的这个特点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改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考视阈。     

试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新形势下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呈现出知识结构亟待更新、教学模式单一、忽视现代网络技术、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加大经费支持力度、高校组织教学观摩展评、教师积极参加培训和交流加强集体备课的措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促进教师的身心健康及专业发展,改善教学效果。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由于利益集团政策参与的需求和竞选人竞选的需要 ,美国的竞选捐赠日益加剧 ,捐赠规模日趋膨胀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决策过程中利益代表性的偏差。由此 ,美国早期的法律就对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进行限制 ,2 0世纪 4 0年代以来 ,美国关于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立法不断。但改革遇到利益需求和关于合宪性问题等种种障碍 ,步履维艰。美国政治中的这一两难状况是其政治体制所使然 ,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与"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党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中长期实践的科学结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正确认识"生命线"地位,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克服四种偏见.     

改革攻坚:对当代中国改革一个重大基本问题的分析

改革攻坚源发于我国后发现代化语境下政治权力主导的渐进改革模式。改革攻坚是针对处于体制核心领域即政治权力系统中严重阻滞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消极因素而言的。这些消极因素包括实体因素、体制因素与具体问题因素三个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层次。改革攻坚意味着政治权力系统必须针对自身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制度规范性与治理有效性。中国改革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攻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