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流动差异性分析

人力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却不相同,本文采用2010-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流动方向和流动强度两方面对我国省际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动现象加以研究。结果表明从流动方向分析,各省人口净流动方向基本呈现时间一致性并且流入流出区域具有稳定性。在调查期间人口净流出省份为16个,人口净流入省份为15个,没有明显变化。人力资本净流向与人口净流向完全一致,但省际人口净流向与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并不完全一致,山西、广西、重庆等省市的高级人力资本净流向始终与总人力资本净流向相反。本文采用流出流入比率和迁移选择中心两种指标测算人力资本流动强度,结果基本一致。人力资本流动中心与人口流动中心分布均较为固定。2010年人力资本流动强度最大的省份在2016年的流动强度也更强,流动强度在省际呈现惯性和马太效应。人力资本流入最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人力资本流出最强省份始终包括安徽、四川、河南等省份。以人力资本流出弹性衡量人力资本流出强度与人口流出强度的相对强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省份人力资本的流出强度始终大于人口流出强度,西部地区省份差异较大。考虑各省近五年经济增长状况,人口流动或者人...     

朝鲜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对发展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朝鲜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及负面影响,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以对临夏市的调查为视点

临夏市作为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民族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针对临夏市的实际情况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我们选取临夏市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大的几个变量,即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通婚的增减以及宗教因素,作为研究重点来衡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临夏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结论,并归纳出城市化进程中临夏市的民族关系具有主从性、敏感性、易发性、历史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临夏市各族群众必须解决自身的定位问题,建立临夏市和谐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机制.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的数据与统计——兼谈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发展的原因

宋金时期,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是藏族居住的一个重要区域,分布着大量藏族人口。本文拟对宋金文献中出现的安多藏族人口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力求对当时安多藏族人口数据及人口发展的原因得出与史实相符的认识。     

对临夏人口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临夏人多地少,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严重。本文对临夏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试图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     

Bridging the divide in urban sustainability: from human exemptionalism to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bodies of contemporary urban sustainability theory. From this analysis, two underpinning paradigms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are identified: (1) The ‘Human Exemptionalism Paradigm’ (HEP), which emphasizes the ability of humans to overcome environmental problems—see Urban Sociology, Urban Ecology, Urban Geography, Urban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2)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NEP), which emphasizes the criticality of ecological limits to human progress—see Urban Metabolism, Energy/Emergy Analysi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ing. Each of these approaches is critically reviewed, highlighting their main assumptio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ci. It is argued in the paper that if the related issues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re to be progressed, there needs to be: (1) a greater maturation of the NEP approaches, which are ‘relative newcomers’ to the area of urban theory; and (2) greater integr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HEP and NEP approaches to urban sustainability than has hitherto been the case.

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定居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转向稳定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实则包含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两方面的内容。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重点从与制度结构相关的“户籍地禀赋”与“流入地融合”两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居留-落户”的定居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禀赋性因素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性因素的“拉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不同层面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责任、情感、伦理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经济融入、社会与文化接纳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与财富价值相关的户籍地禀赋性因素以及与城乡区位相关的流入地融合性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制度融入因素、生活融入因素、身份认同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定居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对于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政府应该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建设、增强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接纳等融合水平;对于没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也需为其“回流”后在户籍地的再次融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西北农村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与生态移民的战略选择

人口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对大量数据、指标的分析结果表明,西北农村地区人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已经十分严重,生态移民是最重要的缓解人口压力的途径。目前生态移民实践相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还必须进一步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拓宽生态移民的安置途径,把生态移民与农村城镇化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最终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移民问题。     

关于环境伦理学定位的思考

当代环境伦理学家为人类保护环境确立了不同的伦理定位即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本文认为环境保护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人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