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对央企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影响研究

自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以来,经过2010年和2014年的连续调整,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央企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是否受到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的影响、国资收益收取比例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代理理论对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和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不仅受到传统的公司特征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宏观政策的制度因素的影响。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角式调节阀两相流模拟与结构改进

基于2003—2015年我国26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背景下,各地区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价格上涨除了受到生产成本因素驱动以外,还主要受到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致的地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地方财政货币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在四万亿投资实施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异;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后,各地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新一轮粮食价格波动的主因,粮食类农产品因为自身的敏感和脆弱性,受到了财政货币政策引致的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最直接伤害;应注重财政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分解、梳理及协调配合,处理好“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寻求一个有效的“平衡点”。     

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以择校问题为例

利益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范畴,实现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制定最重要的目标。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包括利益主体分析、利益需求分析、利益实现方式分析以及利益结果分析四个方面。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择校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而导致的,其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根本原因。择校代表了一种个人的基本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通过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供给方式、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是治理择校问题、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有效途径。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普及推广普惠性幼儿园对于深化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涌现则需要政策的有效激励与有力支持。民办幼儿园是具有自主决策权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准确把握其办学现状、质量短板及紧缺资源、服务群体,才能制定合理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请与认定标准、补贴与限价标准,从而引导民办幼儿园合理获取回报,提升教育质量。科学的财政投入体制和广泛深入的家长宣传则是构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生态的必要措施。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为了更科学地进行政策分析和研究,评测已有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完善与否,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将基本政策工具、装配式建筑驱动主体和产业价值链组合成一个三维研究框架.利用该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现有13份中央政府级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中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和分析.得出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过溢,针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政策工具缺失,装配式建筑产业价值链维度的政策工具滞后于其价值实现环节等结论,并为完善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提出建议.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企业贷款行为——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微观视角研究

货币政策调控会先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进而对企业的贷款行为产生影响。并且,金融危机冲击和货币政策调控会引起不同特征企业贷款行为的异质性反应。经验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引起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上升,而企业风险承担上升也显著引起其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中小企业、股权分散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灵敏,而企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有所下降,大型企业、股权集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的银行贷款行为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