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以《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立法目的之"灵魂条款",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无法绕开的一个"路障"。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理解主要有"保权说"、"维护监督说"、"平衡说"三种观点。基于对这三种观点的分析,"权利救济"才应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如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就应当遵循实效性、权利保护和无漏洞权利保护的原则。     

规制与规制的限制:透视中国反垄断法视野中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兼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的制定

"规制与规制的限制"这一制度理念在反垄断立法、执法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规制与规制的限制"理念的产生具有经济学基础、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在该理念的统领下,规制权限法定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合理分析原则、同等对待原则与个案分析原则成为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主要实施原则。根据上述实施原则,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规制存在多个分析框架,即从反垄断法的规制结构出发,按照基本原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的逻辑顺序来构建分析框架;从受到反垄断法禁止的可能性出发,按照通常会受到反垄断法禁止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需要进行详细具体的反垄断分析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通常可以得到反垄断法容许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逻辑顺序来构建分析框架;以及从知识产权许可行为不同的表现形式出发,按照经营者从事与竞争相关的具体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数量多寡的逻辑顺序来构建分析框架等。关于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制度理念、实施原则和分析框架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制定《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指南》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日本农村“三化同步”的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既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又是相伴相随、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三者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日本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功地解决了三者之间的不协调问题,缩小了农工间不平衡发展和城乡差距。日本经验证明,建立健全农村"三化同步"的支持体系,就能够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且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债法领域改革与施行规范的调整——以德国债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债法修改施行法为参照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几乎同时启动了债法修订工程,由此新债法与旧债法的适用冲突也就立即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很多债法行为在旧法期间内已经成立并生效,那么旧法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其产生的后果继续发生效力呢?这个问题无法只凭借在有关法律附则中的一个形式上的"自施行之日起适用"的表述来回答。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过渡性规定以及我国台湾债法改革中有关的新债法施行规定和做法可以成为借鉴范本,包括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债法改革形成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也对我国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有所助益。     

欧共体竞争法中卡特尔案件的罚款规则

罚款作为欧共体委员会制裁卡特尔行为的一项重要行政处罚手段,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在2004年欧共体竞争法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现行的罚款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罚款标准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更加明确了实施罚款的条件和程序,增强了罚款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另外,一些减免罚款的新手段和工具的适用,也使罚款的制裁效果进一步加强。     

《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以增强政府公共服务性为导向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现行《矿产资源法》已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其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计划性、管制性模式正严重制约着中国矿产资源战略的实施,不利于矿产资源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在《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中,如何体现政府职能由单纯行政管理向增强公共服务的转变,是《矿产资源法》能否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政府在矿产资源管理中的角色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导向增强公共服务性发展是亟待修改的《矿产资源法》基本的价值导向。     

试论能源就地转化与能源加工转换的关系

由于我国煤炭运输的疲于奔命、天然气和电力输送的利益纷争以及能源产地对能源利益高回报的追求,国内的主要能源产地几乎都选择了能源就地转化。在低碳经济的战场,能源加工转换作为一种经济技术手段也鼎力相助。与能源实践中二者各显神通的景象相反,能源加工转换颇受我国能源立法与研究宠爱,能源就地转化却被彻底遗忘。这种反差使得从能源法理论上研究二者的关系尤为重要。然而,这一问题至今不为能源法学界所关注。以《能源法》为研究视角,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结合能源利用实践的研究表明,二者在能源产业链中的位置、实施的条件、实施的后果和法律管制基本相同;二者的来源、实施主体、实施目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不同。     

无人驾驶汽车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其对策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时代正悄然而至。无人驾驶汽车的应用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安全隐患。近年来,各国不仅加紧推动和扶持相关技术发展,也在加快出台无人驾驶汽车法律法规。相比较而言,中国针对无人驾驶汽车虽然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但是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仍然处于空白状态。而无人驾驶汽车引发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已经提出挑战,亟须更新相关法律规定。在兼顾促进行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保障相关人员合法权益的原则之下,应当制定针对无人驾驶汽车道路交通管理的相关规则,建立无人驾驶汽车专门服务机构,明确无人驾驶汽车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责任归属以及执法主体,可以在交通管理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技术评定机构,提供无人驾驶汽车道路交通事故的技术评定;在保险制度方面,应更新现有的强制责任保险,扩大受益主体,调整赔偿比例,提升赔偿金额,可推行车内人员伤害保险制度,创设设计者责任险新险种,从而有利于更加及时高效地对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蒙古族“约孙”的生态价值诠释——基于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法理思考

蒙古族的“约孙”是游牧民族生态适应性的行为规范,其精华部分被《大札撒》所吸收,明代草原法传承了“约孙”的生态习惯,制定了世界上较早、较为系统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由于引进藏传佛教文化等缘由,明代草原法发生了较大的变革,蒙古族放弃了成吉思汗时期的惨刑做法,摒弃萨满,独尊释迦,放弃杀生、殉葬陋习,用成文法典保护草场、牧地,保护野生动物,并规定在野生动物孕子期间,猎人不得对其围猎捕杀,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游牧社会的环境法律文化,客观上形成了低碳经济,促进了传统游牧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