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医疗损害责任免责事由解读

《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了医方不承担责任的三种特殊法定免责事由,即患方过错、紧急医疗救治和医疗水平限制;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同样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章规定的一般免责事由,包括患者故意、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等;但医方签订的事先免责条款无效.     

论“第三部门”法对传统公法与私法之分的突破

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部门"运动席卷全球。如今,第三部门不仅在活动内容上不断增多,而且在活动范围上也日益国际化。本文从界定"第三部门"的涵义入手,在第一部分分析了第三部门在发达国家和我国的现状。第二部分评析了区分传统公法与私法的几个理论。第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分析"第三部门"法突破传统公法与私法之分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分析了"第三部门"法在我国的困境,包括立法层次低、门槛过高、法律内容的缺陷、法律技术的缺陷等,最后提出几个建议,如制定《民间组织法》、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完善第三部门的内部管理、明确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社会责任的承担、公益诉讼等。     

论授权立法中的行政立法不作为及其控制——以《公路法》第36条为切入点的初步考察

法律的授权条款既赋予被授权机关权力,同时也课予其行政立法的义务;被授权机关在是否进行授权立法方面没有裁量权,只是在何时立法方面有一定的裁量余地。当裁量权收缩乃至于没有裁量情形出现时,被授权机关怠于立法的行为即会构成行政立法不作为。授权机关应加强对自身授权行为的控制,同时应加强对被授权机关的监督,必要时可以收回授权以解决行政立法不作为问题。     

论“人权法学”的定位

《人权法学》课程和教材,为“人权法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权和人权理论则是人权法规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人权法学”是关于人权法规范的理论学说,并以国际人权法标准来审视具体人权的理论体系,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人权法学”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普通方法以及具体方法。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与具体人权的对接以及理论的解释,则是“人权法学”学科的主要任务。     

民族法实施监督的里程碑——简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检查《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

民族法实施监督是我国法制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族法的有效贯彻落实具有重要作用。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22年来首次检查《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标志着民族法实施监督工作迈上新台阶,是我国民族法实施监督的里程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检查《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为契机,加强和完善民族法实施监督,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民族法制保障。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论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

词汇的感情色彩依附于词义,具有客观固定性和社会性,并且随着词义的变化,词汇的感情色彩也随之改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首先提出“意义感染”的概念,继而重点分析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发生的两大主要途径。根据经济学上的“格雷欣法则”,最后对这类词汇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研究表明：意义感染后,词汇或是趋向于演变为禁忌语,继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或是作为委婉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迂回作用。     

模拟法庭——对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挑战

本文通过对模拟法庭教学模式和传统法学教学模式在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学手段三个方面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模拟法庭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同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模拟法庭具有极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具有极高的推广价值。     

民航气象立法梳理、学理反思与制度优化

民航气象对飞行安全有着直接影响,对民航业的营运效益有着重要作用。在世界民航气象迅速发展、中国建设民航强国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民航气象面临着气象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气象服务性质日益商业化、气象服务产品日益多样化、气象服务方式更加主动化等挑战。民航气象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约束和保障。中国民航气象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民航气象工作已进入法治化轨道。但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的法律部门,中国民航气象立法还存在立法层次过低、价值目标局限、调整范围狭窄、体系结构失衡等不足。应通过修改《气象法》和《民用航空法》,以及制定《民航气象法》或《民航气象服务管理条例》,健全民航气象准入机制,引入合理市场竞争机制,完善民航气象业务质量管理体系,改革民航气象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建立民航气象产品和服务制度。     

中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确立、发展与健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颁布20周年

199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颁布,标志以宪法规定为依据,以《国家赔偿法》为核心,以其他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为辅助的中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正式确立。2010年针对实施中的问题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大幅修改。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1994年《国家赔偿法》单独前置的确认程序,将司法赔偿的确认权与决定权合为一体,一并交由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引进诉讼理论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和民事侵权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明确支付赔偿金的具体时限;增加赔偿决定的质证和监督程序。将中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向前推进一步,为丰富和发展二战后蓬勃兴起的世界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做出了贡献。但与此同时,也留下不少遗憾,对程序合法、结果错误的刑事拘留仅在超期羁押时才予以赔偿的限定即为一例。自修改后的2010年《国家赔偿法》施行以来,预计的国家赔偿案件大幅上升的现象未曾出现,个中缘由亦值得思考。建议立法上将刑事赔偿改为司法赔偿、被动赔偿改为主动赔偿,并严格限定刑拘不陪范围、增加惩罚性赔偿、增加落实追偿规定、直接领取赔偿费用。条件合适时,将目前设立在审判机关的国家赔偿机构和人员成建制划归中央、省、市三级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