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的立意艺术

立意是写作主体的思维情性与客观外物撞击而迸发出来的智慧和灵感的火花。主体的情性素质构成主体的自身强度，客观世界是立意形成的信息源泉，立意的过程，是一个写作主体与客体外物磨砺撞击的过程。主、客体本身的强度以及撞击过程中的力度，是决定立意强度的基本因素。     

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先秦散文文体论

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起自先秦,其特点一是百花齐放,众体皆备;二是文史哲不分家;三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先秦史传散文,包含赋颂、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论说、檄移、章表、对问、书记以及叙事、小说各体;诸子散文,则包含语录体、寓言体、议论体、说唱体、对问体甚至诗体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叶韵,与其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故章学诚指出：“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是为的论.     

以文为诗：余光中诗歌的得与失

余光中的散文家气质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兼有散文文体的长处与缺陷,"以文为诗"的探索既使他的诗歌雅俗共赏,也为中国诗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一种可能。     

审美现代性视域下的林语堂诗文翻译研究

以林语堂英译《东坡诗文选》为个案,从审美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出发,综合分析林氏诗文翻译主、客体中的审美现性特征,可以发现林氏和东坡有着相近的性情和禀赋,林氏翻译实践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以此为基点可以探索中国传统诗歌外语翻译及其研究的新思路。     

和刻本《淮海挐音》所收宋文辑考

《淮海挐音》是宋末僧人释元肇的诗集,初刻于宝祐戊午(1258年)。此书在我国早已散佚,所幸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元禄乙亥(1695年),神京书林据宋本翻刻。大正二年(1913年),成篑堂据元禄本影印收入《成篑堂丛书》。此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全宋诗》释元肇诗主要依据此书编辑。此书前面附录的赵汝回、程公许、周弼等人序文、书信6篇,是考证赵汝回、周弼等人生平和研究江湖诗学的重要材料,可惜目前还未引起学界注意,《全宋文》、《宋集序跋汇编》仅据《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三转录了程公许序1篇。对这6篇序文做全面辑考,有助于增进江湖诗学的研究和宋代总集的完善。     

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特色

白马湖作家群以其显赫的文人群体组合和丰厚的创作实绩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标高格,尤其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历史时段和特定文体领域里,这一群体有着不容小视的重要价值。本文试从人生态度、写作立场、审美追求、精神品性等方面探讨其别样的美学风格。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都邑大赋之“火凤涅槃”——论当代都邑赋之繁荣

当代都邑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光明日报》百城赋的刊发,标志着当代都邑赋繁荣时期的到来。当代都邑赋承传了汉大赋的创作规范和艺术传统,吸纳着新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以崭新的艺术风姿扬眉吐气登上了文坛。沉寂半个多世纪的都邑赋,终于如火凤涅槃,重获新生,焕发出绚丽多姿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