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金融改革及其启示

要本文在分析台湾实行金融改革动因的基础上，概述了台湾金融改革的内容，评述了台湾实行金融自由化的目的－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构想，并就这一改革给大陆带来的启示作出了思考。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

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对于现代人才教育有着重要意义,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抓好人才教育,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公共利益的概念建构评析 ——行政伦理学的视角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美国行政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观念的变迁;批判了诸种功利主义和技治主义行政学理论对于“公共利益”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主张将“公共利益”取向视为行政人必备的一种精神,一种职业信仰和终极向往。     

供应链合作及其契约研究

供应链合约是影响供应链整体绩效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对供应链合作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了不同合约下的均衡结果及相关结论,同时通过两种合约的比较探讨了利益共享合约的优越性。最后,文章也介绍了订立合约的影响因素及方法。     

利益分化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整合工作提优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导致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呈现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的特征,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工作面临引导力被弱化、凝聚力被消解、包容力被降低等诸多障碍。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群体思想的有效整合,必须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的同向发展理念,培育社会各利益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增强党和人民辨别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能力,创新以主流意识形态立体网络为载体的整合手段。     

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个人主体性——以程序利益与程序主体的关系为视角

国家主体型、国家—个人主体型和个人主体型三种不同类型的程序主体性,反应了诉讼程序从国家控制到个体的人的自由的发展趋势。现代诉讼程序强调程序主体的个人主体性,个体的人应当成为程序独立的自主、自在性主体,这就需要其在诉讼程序中具有独立的属己利益支撑。民事诉讼程序应当淡化国家色彩,以个人的程序利益保障为基点,实现个人的独立性程序地位,进而使民事诉讼程序获得真正的独立性。     

公益诉讼费用分担方式的构建

公益诉讼费用是公益诉讼必然面临的问题,其合理与否极大地关系着人们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但公益诉讼往往诉讼成本高,导致公益诉讼难以取得理想的预期效果,而现行的诉讼费用分担方式并不能完全适应公益诉讼的发展需要。因此,应从被告方分担、受益者分担、国家分担三方面入手,通过设立公益诉讼奖励基金以及费用移转支付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与公益诉讼理念相契合的公益诉讼费用分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