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公共管理改革内容的国情适用性

新公共管理改革对一国国情的适用性受多种因素制约,新公共管理内容本身是一个重要方面。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不同内容对借鉴国的国情有不同的适用性。其中,观念文化的变革最难,体制机制次之,技术工具相对容易。按照改革内容的不同特点和适用性要求,我国在推动政府转型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借鉴新公共管理是完全可能的。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和限制

隐私权是自然人对与其有关的一切无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个人空间和私人活动所享有的阻却他人知晓及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的人格权。公众人物由于享有了更多的其他权利（权力）以及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应对其隐私权进行适当限制。应遵循权利平等、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平衡协调、人格尊严等原则,协调解决知情权、采访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在公开公众人物隐私的时候不应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不损害公众人物的人格尊严。     

《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

《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描写不仅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图景,而且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因此,对这些宗教描写进行清理有助于我们深刻体认作者的主观命意,对这种艺术构思进行理论提炼,有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学理论。     

双重嬗变中《夜歌》集的思想和艺术——朴素清新的现实主义和依然浓厚的个人抒情

<夜歌>集充分表现了一个刚投入革命队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和新的人生的由衷礼赞,同时也反映了个人与集体之间所发生的新的矛盾、痛苦及其艰难前进的轨迹;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从早先富于象征色彩的浪漫主义走向了朴素清新的现实主义,然而其"旧性"荡涤未尽,创作的主体性和个人抒情色彩依然很浓,这是<夜歌>集中大部分诗作依然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但由于缺乏新的艺术经验,也存在着艺术上参差不齐的情况.何其芳正是以包括<夜歌>集中那些个人抒情色彩依然浓厚的优秀篇章在内的前期作品,而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特殊地位.     

新时期中国戏剧观念的论争

新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百废待兴的格局注定了身在其中的戏剧将进行重大而有意义的转型。围绕这一转型,新时期的戏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展开讨论,讨论甚至上升到论争的层面,将戏剧从政治的符号还原到艺术自身,戏剧观念的重大转型直接促成了中国戏剧的良性发展。     

论精品京剧舞台美术的创新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的精品京剧,在挖掘京剧舞台美术传统艺术元素、继承优秀艺术风格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将解构主义理念、现代科技手段和象征意蕴融入和渗透舞台创作实践,使都市化倾向、传统回归式创新和古典审美旨趣同时运用、相得益彰,以极强的艺术震撼力、观众感染力和票房号召力赢得了很好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应,为京剧艺术在新时代发展繁荣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绝缘与有情化——再论丰子恺文艺观

绝缘和有情化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在丰子恺的文艺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融合统一。丰子恺借“绝缘”斩断了事物的实用性、功利性,得以直视其本真的意义,聚精会神地欣赏事物本身的“关”。“有情化”又使他化世间无情为有情,让内心充满了不尽的生机。不论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下,都可以坚守自己的理念和独立的人格,较少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在对生活始终充满热爱的同时,保持着无尽的创作动力。     

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

形象思雏,作为一切艺术表达的共同特征和共同方法,对于再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小说和诗歌的角度,分析了形象思维是如何在翻译中展现原作的神韵和美感,避免呆板和僵硬的译作的.通过观察和分析,成功的译作,都是在利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特色,使译作充满生机,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New Governance and the Case of Activation Polic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in Denmark and the Netherlan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in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ctivation) in two countries: Denmark and the Netherlands. Drawing on research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 these countries, we analyse how new governance, and particularly processes of contracting-out and localization, have found expression in recent reforms to activation. We conclude that localization and contracting-out may have a future role to pla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locally responsive and individually focused services. But both countries have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promoting joined-up services through local jobcentres, while contracting-out has not always led to the tailored, individually focused services envisaged by policy-makers. In both countries, there are also concerns that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to a 'gatekeeping and signposting' role will lead to inconsistencies in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exposing the most disadvantaged to greater social 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