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视域中的半部经典——以鲁迅、沈从文、茅盾和赵树理小说代表作再阐释为例

植根于"诗教"之说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实践中,不仅影响到与其直接对应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而且也影响到看似与其无关的、极度推崇文本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或"形式主义"的语篇细读方法。但由于我们习惯将"诗教"传统中功能论的一面("兴观群怨")推展得过度空泛、又将"诗教"传统中方法论的一面("温柔敦厚")突出得过度孤立,本应成为文学社会学方法必要的实证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文本细读,却常流于琐碎、轻薄,以至撕裂文学作品整体性和有机性。表现在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上,就是对作品完整文本信息和文本架构的遮蔽或抽离。针对这一症候,就《狂人日记》《阿Q正传》《边城》《子夜》《小二黑结婚》等久遭"半部化"遮蔽的经典作品,进行纠偏式的再解读,可以清楚地揭示、比照出几种形式不一但同样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和方法上的乖误。     

汉英零形回指对比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法,指出汉英在零形回指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汉语是主题突出性语言,零成分的出现和使用率相当高:而英语是主语突出性语言,零成分的使用率很低。汉语用零照应的地方,英语一般会用代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元观

中央高层不断强调新时代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我们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探索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发现新路径。本文从三元符号理论及其相关思想,探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认知,指出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皮尔士符号三元交融论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对立论,在兼容物感物觉的同时,更强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三元互相渗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形”“气”“神”缺一不可的观点,也在思想层面上与前涉符号三元观兼和,暗藏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年提出“大化三极”,贯穿“兼和通全”“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对立统一观,也可以归入本文的三元符号观。本文作者认为,利用这样的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条可行性较强的新路径。     

西方语义学与中国形名之学中的"意义"

对“意义”的分析一直是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的热点。主要从历时性的角度讨论东西方对“意义”理解的异同,意在揭示“意义”的含义。根据时代特点,讨论中西方各时期对意义的不同定义,阐释“语义三角”在中西方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名人名言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到城里打过工。肉体的阿Q无疑是走出过未庄的,但精神的阿Q却从来没有走出过未庄。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天下事物,哪怕是一张凳子的取名,也还是未庄的好。     

民间意识形态的悲剧形塑：以《万民安》为中心

明末清初苏州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以对帝制意识形态的悲剧性解构为学人所重,事实上,其“姊妹篇”《万民安》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悲剧形塑,更值得重视。从近人董康《曲海总目提要》所存剧情可见,《万民安》视市民聚义为伟大史事并加以集中表现,旗帜鲜明地阐发市民阶层利益的合理性;剧作者为葛成这样的小人物极言英雄节义,以表达底层社会之诉求。要之,《万民安》专为一事(市民聚义)一人(市民领袖)而设,其主旨在于倡言万民之义,而非替皇朝官宦辑录清忠义谱,由此形塑了典型的民间意识形态。对《万民安》形塑民间意识形态的方式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戏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万民安》剧作者及其剧作文学史地位的确认提供了一种思路与视角。     

多模态隐喻视角下的《1Q84》——村上春树《1Q84》中多模态隐喻分析

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一经问世,即引起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除了作品中构思巧妙的故事外,村上将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各种模态的隐喻整合于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文章运用多模态隐喻的相关理论,通过对《1Q84》的文本分析,对作品中的多模态隐喻进行了分析。表明了在涉及大胆奔放的性爱以及家庭暴力、校园虐待、不伦、离家出走、背叛、同性恋、失踪等各种繁复复杂的离奇情节时,村上在文学技巧的运用上变得更加的细腻和成熟。同时,多模态隐喻分析在理论方面也为解读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试论英汉翻译中逻辑关联的等值再现

人们普遍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故英译汉宜多用意合法.其实1.在具体语篇里,形合或意合,是表意的需要,与语境、语篇的文体、作者的语用意图有关;英语语篇有很多意合句,汉语中也有大量的形合句;2.英译汉作为一种语际交际和信息传递,从原文的理解到译文的建构都离不开逻辑推理.翻译是逻辑活动,形合抑或意合都必须使原文的逻辑关系在译文中得到等值再现.     

一曲生命的形上悲歌——李白《将进酒》的重新解读

李白的《将进酒》表达的不是传统理解意义上的＂怀才不遇＂之悲愤,从流水意象的隐喻、文本的内部叙述、文本互文性、诗歌的叙述对象、作者的身份等方面考量,《将进酒》抒发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形上悲歌,是道教徒视野观照下对生命有限性的痛苦及其超越方式的形上追问。这种对生命的悲慨与追问也是魏晋诗歌中有关生命悲歌主题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