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史记》中的实地考察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青年时期的壮游,奉命出使西南和侍从之游。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四种视角分析司马迁这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主位和客位研究的视角,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社区与个案的视角,专题与综合研究的视角。司马迁实地考察的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方法,口述史料的运用等。通过对《史记》的人类学解读和分析,为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寻找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     

《钱学森书信》的当代意义及哲学价值

《钱学森书信》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观点乃至他对做事、做人、做学问态度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我们学习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好书,而且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的百科全书,里面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入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对当今我们进行科学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具重要的意义和启迪。     

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上)

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矛盾论、实践论、系统论的观点,创造性地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该体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情况,其内容几乎囊括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部知识。钱学森把科学认识论发展为科技认识论。他创建了交叉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郑风·褰裳》诗中“狂童”之所指

《郑风·褰裳》中“狂童”之所指,主要有郑厉公“突”与“淫女戏谑其所私者”两种说法。实际上,春秋时期还没有后世那种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以上两说都囿于后世的尊君思想而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当时国人参政议政,大胆地批评当政者甚至国君之事颇为常见。根据春秋史事,“狂童”应当为郑昭公忽,此诗虽然看似民间情歌,但却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男女私情之作。所谓的“淫诗”事实上往往与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或引用以影射政治,又或托男女之辞以言君臣之事。《褰裳》诗正是国人利用郑国当地通俗的歌谣形式来讽喻当政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佳作。     

用事不使人觉的完美境界——钱钟书用典研究之一

联系典故的性质、类型、特点及钱钟书的用典理论研究其在创作中的用典实践.认为钱钟书厚积薄发,学化为才,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满腹的诗书故典与自己的生活阅历结合起来,化而用之,达到了一种隶事与否,读者不知,作者也不自知的境界.这是其学人小说、学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其运用典故的一种美学追求.     

重新解读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钱钟书提出的＂化境＂概念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又吸收了西方的艺术思想;既阐明了翻译艺术的特点,又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化境＂不仅仅是翻译标准,还道出了文学翻译艺术的本质,即原文之美与译文艺术表现方法的一致性,有本体论意义。只有结合钱钟书的艺术观和其他零散的翻译思想,才能更好地了解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系统性。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