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教授与江南大学

倡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才,倡导终身学习,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钱伟长教育思想是我国高教领域宝贵的思想资源,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开展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座落在钱伟长教授家乡的江南大学,二十多年来得到了钱伟长教授的关心、指导和帮助,江南大学在学习、研究和实践钱伟长教育思想方面也取得了较好成效。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     

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创立了一个史家的学派体系而自成“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曾倍受冷遇。其实,班固批评的“史公三失”恰恰是司马迁的精髓所在: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对秩序范畴的挑战、对道德范畴的超越等,尤为可贵的是遵循人性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这与他尊“黄老”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既表现了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早熟。     

滇黔桂联合开发国际旅游线路问题研究

滇黔桂地理上相互连接,旅游资源丰富且特色鲜明、互补性强。三省区联合开发国际旅游线路既有必要性,又有良好的资源、交通与产业发展基础。其关键问题是必须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软硬件建设、合理选定联合开发的具体线路和以创新的思维与高起点来构建三省区联合开发国际旅游线路的运作机制。     

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

与柳宗元同时及后世评论柳文的人,都有指出其文“自史中来”的,他本人对这种继承,则概括为一个“洁”字。柳宗元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两人虽然不同时代,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遭际,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柳宗元研习《太史公书》,“忖度其心而得之”,进而体现在写作目的、内容选取、手法运用和遣词行文诸多方面。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钱学森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战略运筹——以钱学森手稿文献为中心

钱学森的国际战略思想萌生于以技术领导人身份开创中国航天事业、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技与工程实践,形成于从美苏争霸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蓬勃发展到遭受严重挫折的重大国际格局变迁历程中。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钱学森认为中国应在政治上,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加强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总体筹划和布局,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良好环境。在经济上,着眼第五次产业革命,以尖端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和国土工程建设为战略支点,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赢得国际“智力战”。在国防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着眼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陆、海、空、天、电一体化战争”,在保持有限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同时应处理好“战争与生产”的关系,做到“军民合一,平战两利”。钱学森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战略运筹理论具有独特的科学视角和战略眼光,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博览群书 自铸伟辞──司马迁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管见

本文探讨司马迁如何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的问题。司马迁利用皇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秉承家学渊源，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的六经异传和百家之书，并实地考察天下历史地理，成为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在此基础上，他博采经传百家材料，自铸一家之言，写成了《史记》这部史学的宏篇巨制，表现出既善于吸取又长于创造的大家风范。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评述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和史传文学家 ,他的不朽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推崇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