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芸”考辨

《说文解字》是研究古代农作物词最早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库,可以结合其他文献古注和考古实物对其所收词语进行考辨。历代古注、字书以及当今学者对"芸"有不同的说解:"芸"被释为"香草"、"芳菜"、"芸蒿"、"芸香"、"芸薹",等等。作者根据《说文》的解释,结合古注、植物命名理据及农学、中药学等的佐证可知,《说文解字》中的"芸"不指芸香、芸薹,而当指伞形科植物"前胡"。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钱澄之创作论稿

钱澄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杰出学者、诗人和思想家,其诗文尤负重名,被誉为“诗歌古文满天下”。但因本人参加抗清斗争,诗文中又多当局忌讳之语,乾隆年间曾被禁毁,因此其诗文成就世人知之甚少。文章对钱澄之的文学主张、诗歌、散文的创作分期、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作梳理和探究,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评估。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钱锺书诗《乡人某属题〈哭儿记〉……》的本事

文章考索了钱锺书《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一诗的本事：1942年6月,时任叙昆铁路副工程师的胡敬侃（即诗题中的“儿”）死于随征战印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的途中,当时连尸骨都无法收殓。其父胡粹士得闻噩耗后,作《哭儿记》征请亲友题咏,钱锺书因有此作。而诗中“四万义军同日尽,世间儿子漫纷纷”,则是将胡敬侃之死事,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背景上,抒写了更为深广的沉痛之情。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意义

钱学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结构,总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的观点。他建议建立科学技术业,并将其作为新产业革命带来的第四产业。同时,他坚持要开展以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此外,根据我国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的经验,他用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理论。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学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简论乾嘉时期有关伊犁将军的几个特点

本文从特别的选任规定、严格的考核与严厉的惩处、频繁的调遣与定期入觐以及将军的"总统"权限和丰厚的养廉银等几个方面揭示了乾嘉两朝有关伊犁将军选任及其相关制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