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

钱大昕作为清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史学、语言文字学、历算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金石考据学方面也是成就卓著。在其有关著作中,钱氏详确地阐释了诸多深涩难懂的金石文献的文本意义,归纳并揭示了多项金石文献的行文惯例,考察并说明了某些重要的金石文献的真伪与完缺,并进而利用金石文献的考索成果,补正了传世典籍的阙误。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推动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长足发展,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史记》中的实地考察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青年时期的壮游,奉命出使西南和侍从之游。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四种视角分析司马迁这三种类型的实地考察:主位和客位研究的视角,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社区与个案的视角,专题与综合研究的视角。司马迁实地考察的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方法,口述史料的运用等。通过对《史记》的人类学解读和分析,为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寻找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     

《钱学森书信》的当代意义及哲学价值

《钱学森书信》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观点乃至他对做事、做人、做学问态度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我们学习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好书,而且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的百科全书,里面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入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对当今我们进行科学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具重要的意义和启迪。     

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上)

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矛盾论、实践论、系统论的观点,创造性地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该体系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情况,其内容几乎囊括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部知识。钱学森把科学认识论发展为科技认识论。他创建了交叉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用事不使人觉的完美境界——钱钟书用典研究之一

联系典故的性质、类型、特点及钱钟书的用典理论研究其在创作中的用典实践.认为钱钟书厚积薄发,学化为才,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满腹的诗书故典与自己的生活阅历结合起来,化而用之,达到了一种隶事与否,读者不知,作者也不自知的境界.这是其学人小说、学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其运用典故的一种美学追求.     

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

明末清初钱谦益完成《钱注杜诗》一书,在整个清代掀起了注杜诗的高潮,并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强的学术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如此,由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深入人心以及清人“诗史”意识的过分强烈,致使清代学者在古典诗歌笺释方法上陷入一种误区。本文就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