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元气：王符政治哲学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与以往的天道观相比,王符《潜夫论》中的天道观肯定宇宙万物是由“元气”生成,否定了宇宙有始的论调;认为“元气”的衍生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官方正统神学目的论划清了界限;强调元气本源论有个发展、演化的表现过程。     

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

明末清初钱谦益完成《钱注杜诗》一书,在整个清代掀起了注杜诗的高潮,并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强的学术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如此,由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深入人心以及清人“诗史”意识的过分强烈,致使清代学者在古典诗歌笺释方法上陷入一种误区。本文就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钱理群新世纪十年鲁迅研究述评

在退休后的近十年中,钱理群对"社会的鲁迅"与"真的知识阶级"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将其作为阐释重点。同时,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主义与民间立场,"沉入于国民"中,传播普及鲁迅精神。由于启蒙主义本身的局限与特殊时代背景的限制,钱理群的启蒙工作注定收效甚微。然而,其启蒙行为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