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秦简中的田啬夫及其属吏

秦及汉初简牍文献中出现的田吏是县下属吏,在县廷和乡里均有设置。县廷设有田啬夫、田佐,有时也称都田啬夫和都田佐;各离乡设有田部佐和田部史;里中设有田典。这样就形成了纵贯县、乡、里的田系统吏员,管理与百姓田地、田作相关的事务。乡里中田吏的设置,使得秦及汉初乡里行政建置具有了真正的多样性。但随着官僚行政系统的发展和完善,田啬夫逐渐过渡为县廷之曹掾,设于乡里的田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秦朝林政初探

秦承大兵之余而一统天下,滥伐森林以供建筑和社会生产之需求,其对林业管理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封禁山泽”,并与征税相结合。“焚书坑儒”而留种树之书,但秦朝享国日浅,除栽植行道树外,其他之森林建设甚微。     

试论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

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由于笔画与笔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在书法史、文字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相距甚远:秦简牍书是汉字演变过程中一个至为关键的环节,它的流变历程直接关系到汉字主流———楷书的形成过程;而小篆更多地是充当探索古文字的一个参照体。     

《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仪礼·丧服》经、传的基本内容虽然大多在其他先秦文献中有所反映 ,但其他先秦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与《仪礼·丧服》经、传相歧异的内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歧异 ,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 ,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 ,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 ,因而二者出现一些歧异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 ,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 ,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订整理的结果 ,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 ,这也势必决定了二者会存在某些歧异。     

出土文献提供的《墨子·备城门》诸篇新证

《墨子》城守各篇历来被研究者视为难度很大的作品。孙诒让《墨子间诂》曾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感到研读十分困难,因而不免出错。依靠新近出土的文物尤其是秦汉竹简,不少疑难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简帛的发现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放马滩秦简记述死而复活的故事,当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敦煌马圈湾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体裁与赋有关,说明这一故事有着久远的渊源。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论秦朝乌氏县的地位

秦朝乌氏县是中原政权在宁夏地区第一次正式的行政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义。秦朝乌氏县是民族融合的据点,形成了最初宁夏的一些大姓,有祭祀文化的特点,也有长城文明的烙印。     

前秦法制初探

前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惟一统一了北方 ,且政治较为清明、最具有规模气度的一个政权。前秦统治者对儒学推崇备至 ,决定了其法律思想为 :德化为先、礼法并用和约法慎刑。在选官制度方面 ,前秦采取了多途径选贤求才之策 ,并通过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法律措施 ,促进经济的发展 ,前秦统治者对法律的运行亦颇为重视 ,主要体现在司法机构比较健全 ,注重督励官吏公正和严格执法。前秦之所以能出现十六国时期仅见的盛世 ,与其法制建设不无关系     

《周礼》官计文书与战国时期的行政考核——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十七）

《周礼》中国家实施的各种考核措施统称为“官计”。官计文书是考核制度运行的有效载体,其写作、传递和管理程序都已经标准化、制度化。出土的秦汉简牍中的相关记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考核制度是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行政体系高效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