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

秦汉经营西部的过程,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发西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大的浪潮。秦汉根据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制定的西部开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逐步深入、综合的过程,政治统一与经济开发同行,军事威慑与抚绥相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代开发西部提供了有益探索。秦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种植粮谷、开垦荒地等活动,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     

政治化文学新体制的营构--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建国初期,为了营构政治化文学新体制,丁玲以较多的批评文字和不多的创作发出了自己作为“小号兵”呐喊助阵的声音。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和“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出发,她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问题、作家“改造思想”问题以及形式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她还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体制的“规范”,间接显露出了“小号兵的声音”。在她的批评和创作中,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中心和基本线索;建立和显示新体制的规范,是她从事批评和创作的目的。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秦国赘婿法律地位辨疑

秦国赘婿法律地位并非一直低下。秦立法剥夺其立户、受田宅等权利,强制其从军,始于秦统一六国后,直接原因为军事需要,深层次原因为文化认同、政治合法性建构的需要。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中原贫民亡入匈奴地区谋求生存

中原贫民违反汉禁亡入匈奴地区者大量存在,虽有严刑峻法障塞哨卡亦不能完全阻断。出塞攻略匈奴的中原将士多留没不还,其子孙亲戚仍在中原而生活贫困者都愿意亡出塞外去谋求生存。中原农民赋役负担过于繁重:力役兵徭苛捐杂税几十倍于古,产子3岁须出口钱,连续23年的大面积严重黄河水患及皇帝官吏的无度奢靡敲骨吸髓,致使他们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不少人因饥寒冻饿而死,或至人相食。破产农民流亡就食他乡被诬指为盗贼,并以军兴之法无情镇压。匈奴地区的管理相对宽松。匈奴中有不少来自中原的“秦人”。     

凌纯声先生的赫哲族田野调查--从现代中国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谈起

凌纯声先生1930年的赫哲族田野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一次科学的实地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从现代中国提倡和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来审视这次田野调查.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从吸收传播"西学"向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民族文化转变,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努力,从而形成了提倡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风气,而且中国学者进行了多次学术实践.这次田野调查与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体现出其学术背景.本文还论述了蔡元培先生与这次田野调查的密切关系.     

先秦至魏普时期民俗中的桃

先秦至魏晋是桃文化的滥觞和形成期。古人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对桃的崇拜,奠定了桃为仙品的文化内涵的基础。而汉、魏、晋出现的大量的有关桃的神话、仙话小说推动了这一内涵的发展,而此时兴起并不断发展的道教更是强化了这一民俗信仰,使桃成为民俗生活中的仙桃。     

秦"大梓牛神"传说及其巫文化气质

从战国时代的《秦记》到六朝志怪文本,秦"大梓牛神"传说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古典文献对这种栖身于树的森林精灵及其灵验的类似记载,曾经形成一种特定的叙述模式或文化母题,它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下,彰显出巫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原始遗留的世界普遍性。就其本事来考察,秦王砍伐大梓树的集体行为,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结合巫舞而演示的一场较为正规性的巫术驱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