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农耕民族的人生模型

《月令》是了解中华民族独特生存理念、方式的经典文本。它是战国礼家精构的一份理想的国家政治大纲、个体人生规划书,是对中华农耕民族现实生活基本内容的体系化描述,有着严密的时空结构。人类一切文化行为均当严格遵循自然四时节律而行乃其核心理念。《月令》表现出的自然政治观念充分体现出中华农耕民族依天立人的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其理想化的生态保护观念值得当代社会借鉴。     

近十年的秦牧创作研究与文化传播活动

秦牧的作品在我国当代文学中久负盛誉,其影响远及海外,近十年对其创作的学术性研究,与现代文化传播活动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新特点。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秦文化源流新探——熊图腾与中原通古斯人假说

在对秦文化源流的研究中,只有跳出西周以来"尊王攘夷"的正统史观,方可寻找从黄帝有熊氏到嬴秦、楚、赵的熊图腾传承线索;再据新发现的秦先公大墓出土熊形文物的分析,以及嬴与熊、能等同源汉字的符号学证据,以回应人类学家的"中原通古斯人"说及考古学家的在中原以外寻找五帝时代线索说,从而对嬴秦族的文化渊源作出综合性的解释。根据殷商玉器中的"熊鸟"造型,也可探寻熊图腾与鸟图腾结合的神话想象,进而揭示夷夏同源大背景下的中韩之间的熊祖神话的关联性。当代国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优势在于,在传世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可充分发挥出土和传世文物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特殊作用。     

《太平经》中的针灸与经脉学说

《太平经》是东汉的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书中蕴含着丰富的针灸理念和经脉理念。结合传世医籍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秦汉文献,对《太平经》中的针灸学说和经脉学说进行梳理和考证,很有意义。     

《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仪礼·丧服》经、传的基本内容虽然大多在其他先秦文献中有所反映 ,但其他先秦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与《仪礼·丧服》经、传相歧异的内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歧异 ,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 ,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 ,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 ,因而二者出现一些歧异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 ,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 ,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订整理的结果 ,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 ,这也势必决定了二者会存在某些歧异。     

齐文化与秦文化之比较

齐、秦两国文化属于两种类型不同的异质文化,齐偏功利,秦重战功;齐人治,秦法治;在经济、文化、风俗等理念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二者也存在着文化的同质性,从整体而言,二者均属于顽强进取的文化类型;从质的方面看,两国文化都注重务实。纵观东周,最早称霸的齐却被后起的秦国所吞灭,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作用。任何一种区域文化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定性和一定环境、时代的适应性,而无优劣之分。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出土文献提供的《墨子·备城门》诸篇新证

《墨子》城守各篇历来被研究者视为难度很大的作品。孙诒让《墨子间诂》曾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然感到研读十分困难,因而不免出错。依靠新近出土的文物尤其是秦汉竹简,不少疑难问题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