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中国古诗英译的女性隐喻视角

中国文学肇始之初,诗人们就已多方采用妇女和爱情来宣泄真实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此后这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佳话佳作,诸如爱情圆缺、仕途得失、寒秋扼腕、春意凝望,总有一个牵动人心的丰满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现象?原因在于,古代社会,包括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在社会生活中,女人从属于男人,而男人则从属于统治集团.因此,(男)诗人们常常扮演女性形象以抒胸中块垒,而不直露,避免伤雅失礼.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浅谈《诗经》卫诗中无“淫奔之诗”

宋人朱熹认为《诗经》的卫诗中有淫奔之诗。从"淫"的字义、淫诗说的提出,《诗经》的采编标准、教化功能、春秋时人的反应,以及卫地的风俗和卫诗作品本身等诸多因素分析,卫诗中虽有涉及爱情婚姻乃至男女私奔的诗歌,但并没有淫奔之诗。     

论明清江南游船业的经营空间、服务方式及其变迁

船是江南水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而游船则是明清江南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明清时代,江南游船的经营区域广泛,游船种类因时因地而异.随着时代的进步,游船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采用新材料、新式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游人.游船业的发展除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外,还可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和商业贸易往来,从而提高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明清江南地方政府游船业的正反两方面的政策、做法及其效果,使我们对旅游服务业应采取较为弹性的态度,深入挖掘江南传统旅游文化资源对推进今天江南乃至全国的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的内忧外患与日本近代化

晚清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屡次侵略而渐次沉沦,内部又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这向尚处锁国状态的近邻日本频频发出强烈警报,使其获得改弦更张、积极面对列强来袭的启示,并断然走上开国、倒幕、维新的近代化之路。     

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民信局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最近整理一批尚未刊行的梁启超与台湾遗民林献堂以及相关人士的往来书札四十余封,通过细读全函,排比整合,编辑成书,不仅见证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对于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尤其围绕梁氏访台的政治背景、交友来往等一系列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