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昙寺文物旅游资源开发的探索

文章从建设特色文化大省的视角 ,将瞿昙寺独特的建筑风貌 ,历史和丰富的文物作为青海持色文化民族旅游的难得资源进行了新的探讨 ,并就瞿昙寺文物旅游的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瞿昙寺历史及其建筑艺术

位于青海省乐都县瞿昙乡的瞿昙寺 ,是由三罗喇嘛在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 )创建 ,后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大规模扩建。寺院由围墙、山门、碑亭、佛塔、金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大小钟鼓楼、壁画、回廊、三世殿、护法殿等组成 ,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廷式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白居易元稹对杜甫理解的差异

白居易和元稹在理解杜甫时存在审视标准上的差异.白居易注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乐府传统,由此推崇杜诗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其艺术性;元稹注重杜诗新题乐府的新变形式即题与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甚注重杜诗的价值追求.     

在现实与浪漫之间：瞿秋白译著思想探究

在30年代,瞿秋白第一次直接地、系统地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著,改变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输入路径与纷繁的理论分歧,纠正了从日本转译的经典文论中的许多错误和纰漏,为中国左翼文坛完整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最权威的材料。借助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瞿秋白完成了他对于浪漫派和现实派——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重新阐释了马克思文艺观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内涵,并对“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了一种潜在的规定和说明。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屈原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是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他的艺术创新为民族文化创作的个性化开辟了道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代代相继的文化革新提供了启示;他的心理情感普遍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并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质。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