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岳阳楼》在杜诗中的典范意义

杜诗中有一种"景大身小"的抒情范式。由于景语具有表现抒情者主体胸怀的意义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诗中景大身小的反对称结构实际是以反衬的方式显扬主体内在境界的崇高。     

《嵩书》作者傅梅考略

傅梅,明顺德府邢台县人,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曾任登封县知县。崇祯中历台州知府,解职归。崇祯十六年(1643)春,殉难于清兵陷顺德之役。梅以才见称,政文兼擅。官登封时,广搜博览,多方考证,纂集有关嵩山地理、历史、人文等史料,撰写《嵩书》十三篇。该书是历史上第一部分类详细、体例完备的嵩山专志。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傅梅的生平和其著述上的成就做了简要的评介,并对史志中记载不详或牾之处进行了考订与辨析。     

严复的自由思想

在严复的文章中,自由一词有多层涵义,应区别对待。在严复那里,自由的条件可以分为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内在条件为个人的自治能力,外在条件为民权保障和民主制度。严复对待自由的态度,在理论层面是激进的,在现实层面是保守的。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屈原的自恋人格及成因新探

贯穿屈原人格的是自我中心,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突出,有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创作上追求标新立异的奇幻诗风;幻想倾向表现出过度补偿和完美主义的心理;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描绘带有文饰自我的特点。屈原自恋人格的内在根源在于生辰的迷信、家庭的超值评价在屈原自我塑造过程中内化为天生的优越感、强烈的自尊心、近乎神化的自信心和完美主义的个性。自恋人格使屈原成为精神上的孤独者,也是其美政抱负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羁绊。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小题大做"的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长易人风波

1933年9月北平市公安局长易人,原属北平市正常的人事变动,却意外地引起华北政局的重大波澜,最终由蒋介石裁夺,风波才得以平息。风波实质是华北政坛各派系矛盾斗争的反映,这种内部斗争既加剧了华北危局,客观上也成为日本侵略华北可资利用的因素。     

从水意象看杜甫的文化心态模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山水比德有着悠久的历史,对士人的人生观及精神品格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也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通过对杜诗中的水意象的归纳分析,便可凸显出诗人杜甫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模式,同时,其水意象所特有的虚实合一之特征亦将诗人集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于一身的社会历史意识真真切切地呈现于世人。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