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屈原的自恋人格及成因新探

贯穿屈原人格的是自我中心,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突出,有强烈的自我关注倾向;创作上追求标新立异的奇幻诗风;幻想倾向表现出过度补偿和完美主义的心理;对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描绘带有文饰自我的特点。屈原自恋人格的内在根源在于生辰的迷信、家庭的超值评价在屈原自我塑造过程中内化为天生的优越感、强烈的自尊心、近乎神化的自信心和完美主义的个性。自恋人格使屈原成为精神上的孤独者,也是其美政抱负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羁绊。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小题大做"的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长易人风波

1933年9月北平市公安局长易人,原属北平市正常的人事变动,却意外地引起华北政局的重大波澜,最终由蒋介石裁夺,风波才得以平息。风波实质是华北政坛各派系矛盾斗争的反映,这种内部斗争既加剧了华北危局,客观上也成为日本侵略华北可资利用的因素。     

从水意象看杜甫的文化心态模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山水比德有着悠久的历史,对士人的人生观及精神品格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也体现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通过对杜诗中的水意象的归纳分析,便可凸显出诗人杜甫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模式,同时,其水意象所特有的虚实合一之特征亦将诗人集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于一身的社会历史意识真真切切地呈现于世人。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论鲍照诗歌对屈骚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以鲍照与左思的简略对比开头,从鲍照山水诗中山诗与水诗的差异入手,进而探析出鲍照诗歌在四方面对屈骚艺术有着杰出的继承与发展:独特的爆发式抒情方式;浪漫倾向上的表现主义创作方法;象征体系中自我象征形象的完成;语言形式上的改革创新精神。     

明赋递嬗中的明代海赋

海洋是明赋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初,文人多效仿西汉体物大赋,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弘治后,复古派充分发挥赋的刺世功能,抒发悲怨情怀;明末一方面避世文人以抒情小赋玩赏幽情,一方面心怀苍生的学者文士则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创作悲壮的骚赋。在明赋的发展中,明代海赋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其中受到了历史因素、政治事件、文学理论、哲学思潮、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海赋的发展基本符合明赋发展的走向,大体可分为歌功颂德、辞藻竞骛的准备期,因情立赋、面向现实的发展期与各体兼备、蔚为大观的繁荣期三个阶段。从对前代的接受而言,明代海赋对讲究征实、热衷议论的宋赋的肯定较少,而对标举古风的元赋则在题材和具体字词上多有沿袭乃至发扬之处。     

杜诗叠音对仗的艺术效果

叠音比单音更具表现力,对仗的叠音又比单句的叠音更具表现力。杜甫深谙此道,在他的诗中大量使用了叠音对仗,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利用叠音的摹声功能营造和谐悦耳的音乐美,利用叠音的状物功能营造形象生动的意境美,利用叠音的启发功能营造富于联想的情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