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论吴梅村的《鸳湖曲》

文章对《鸳湖曲》的作期作了补充论证，在细读的基础上，分析《鸳湖曲》的主旨有双重意蕴，即寓身世之悲，表达个人生命与时世迁移的两重悲剧。同时指出全诗的主线为竹亭湖墅，对《鸳湖曲》一诗有关吴昌时的评价提出了新的见解。     

试论屈原和李尔王发疯时的精神追求

本文比较《屈原》和《李尔王》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发疯”时的原因及其精神追求。屈原的精神追求更完美，道德品质更高尚。     

楚辞研究在台湾（1947-2009）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7年迄2009年台湾出版过楚辞著作之学者有七十多位,出版的楚辞专著有126本,撰写的硕士、博士论文有56篇。台湾师范大学是台湾楚辞研究的重镇,研究楚辞的学者最多,培养的楚辞硕士、博士最多,成绩最为可观。台湾楚辞研究呈现多元的局面,对楚辞的各个领域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台湾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楚辞学者有苏雪林、台静农、缪天华、何锜章、史墨卿、彭毅、傅锡壬、陈怡良、高秋凤、廖栋梁等,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学者或师生相承、或彼此取资,共同促成台湾楚辞研究的薪火相传。以楚辞为主之学术研讨会,相对于大陆,则明显太少,这与台湾国学研究的多元化有关。总体来看,台湾的楚辞研究并没有像大陆由于政治局势的干扰而显现极大的落差,六十多年来始终受到重视。     

李立三、瞿秋白与“立三路线”批判

在＂立三路线＂批判过程中,李立三和瞿秋白同为批判对象,并因此而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双方对这一路线的认识、对党内外的指责、以及离开原来工作岗位之后的心境并不完全相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在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坚持党性原则以及个人品格方面又有着相当的共同点。     

那曲地区发展矿业经济的若干思路

青藏铁路开通给那曲矿业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加大那曲矿产资源勘探力度,综合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要求理清那曲矿产发展思路,有选择、高起点地合理开发那曲优势矿产资源,有望形成那曲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瞿秋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它主要由真实性、典型性、功利性三方面内容组成,这三方面内容受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性,因此构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瞿秋白把它作为文学和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的概念同时使用,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改造,为争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