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PN模型的我国出口拉动增加值时滞模型

由于我国加工出口占比较高,学者们提出了区分贸易方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该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测算我国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但是该模型忽略了出口对增加值拉动的时滞性,这容易产生所有效应都在当年发生的误解.文章基于区分贸易方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各部门出口对增加值拉动的时滞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非加工出口部门的时滞长于加工出口部门的时滞.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文章从内生增长理论视角出发,在线性内生增长AK模型的基础上,将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简化为资本边际产出率、储蓄-投资转换率和储蓄率,进而结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以及中国2011-201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和上述变量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上述变量均能产生正向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的重新评估

文章借鉴了全球价值链分解模型,运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国1995-2011年共17年的出口垂直专业化进行了重新评估.新的计算结果显示:(1)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指数在2005年出现了下降趋势;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为中国出口提供的中间品的比重出现下降,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重则上升较快;(2)中国垂直专业化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品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重复计算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则迅速扩大;(3)中国参与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仍然主要集中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各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在2005年前后也都出现了下降趋势,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呈现出优化的态势.     

静态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扩展模型构建及货币政策模拟

文章将要素价格完全内生化,并通过引入“货币乘数”和“消费价格指数”,构建了扩展的静态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货币发行规模变化和存款准备金水平的改变对我国宏观经济、各产业部门和价格水平的影响.结论表明:从货币角度看,价格水平变化并不单一地依赖于货币总量的改变,准备金对货币市场调控效果远强于货币发行,而无论何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释放的货币与银行信贷资金增加余额不成比例,银行惜贷现象仍较为严重;从产业角度看,增加货币供给会提高劳动要素报酬而降低资本要素支付,无论采取宽松或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农业相较于其他产业,对货币的弹性较大.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与融资成本的关联性分析

文章以中国沪深股市231家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基于Easton模型计算权益融资成本,对内部控制审计与融资成本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通过直观性描述分析了各变量对融资成本的影响,通过相关性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并获得了影响融资成本的关键因素,最后通过多元变量回归分析对构建模型的两个假设进行了验证.     

上市公司供应链金融转型动因的实证分析

关注上市公司转型供应链金融的动因,对把握我国未来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向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公开数据,采用LASSO-LOGIT模型分析上市公司转型供应链金融的动因.研究发现,与实际经营密切相关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速动比率等因素对上市公司的转型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动态创业选择模型建构与创业型企业竞争优势测算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把创业型企业的发展列入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将辅以重点政策扶持.此背景下,文章试图对动态创业选择模型进行理论建构,并以此为基础,运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5-2015)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创业型企业竞争优势实施核算.结果显示,我国创业型企业的发展主要靠自有资本,银行信贷对创业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小;东部地区创业型企业对自有资金的依赖性要小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银行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多元调节归纳模型的企业资本运营绩效分析

为了弥补财务绩效分析方法在企业资本运营中的缺陷,文章选用多元调节归纳模型对样本企业财务数据进行抽样估计研究,分析资本运营绩效与营运资本管理之间的联系,探讨企业资本运营绩效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影响.     

基于全球商品流量表的中国大陆贸易影响力测算

文章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各国(地区)进出口数据,编制了2015年全球商品流量表(G-CFM),描绘了国家(地区)间商品贸易网络关系,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对全球商品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在全球商品贸易中以美、中、德为中心,世界各国紧密交织的网络特征,最后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了中国大陆的贸易影响力,测算了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对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对全球的影响.     

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计量检验

文章对最终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定性和定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作用比较明显,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将驱动经济增长;但前者对经济驱动效果要优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