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刘梦溪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二

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的增订版)、《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刘梦溪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两个阶段:一是《红楼梦新论》阶段,二是《红学》阶段。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尝试运用文艺学基本理论研究文学作品,为了这一实用目的,他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虽不免机械和狭隘,但研究格局很大;刘梦溪《红楼梦》研究的第二阶段,则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能够从学术出发,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视野更开阔了,思想更融通了。并且,刘梦溪的《红楼梦》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托命"的学术使命感。     

《红楼梦》在北欧之译介源流考

《红楼梦》在欧美的译介和传播已逾两个世纪,然而鲜有文献提及它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传译情况。随着近年来海外红学新文献的发现,北欧五国的译本逐步浮现于中文学界,展现出不同于欧陆的另一幅传播图式。芬兰文《红楼梦》为迄今所探知的该地域最早的翻译版本。近来出现的白山人瑞典文译介则为北欧首部全译本。挪威、丹麦、冰岛尚未形成系统的译本形态,但选择性的摘译反映出该地区接受红学的基本路径。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论新红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

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借此向广大的中国人输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的"科学情结",这就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目的。为了推广"科学方法",所以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不是不知道,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其长处和短处均由此可见。     

谁人有此闲情性——张伯驹与周汝昌交往史迹述略

词坛大家张伯驹与红学泰斗周汝昌因红楼而结缘,后续发展而为词学因缘,二人交游旁涉启功、夏承焘等人的轶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矿藏。缕述二人的交往史迹,于张,于周,于词史,于红学,都极有意义。     

The Combination of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the Connection of Reflections and Vivid Explanations： WANG Meng＇ s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The Eleventh Summary of Redology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王蒙的《红楼梦》评论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征：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生活经验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思想观念与笔调文情汪洋恣肆。他敢于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理予以“概念化”表述,并在体悟、阐释、批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红学研究的“系统”。     

Redology： What Has ZHOU Ruchang Left？ What Have We Inherited？

从红学考证、《红楼梦》文本评赏、红学观三个方面了解周汝昌对红学的贡献。把握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最本质特征,才能对他留下的红学遗产及其功过是非,有透彻而到位的认识和评断。     

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王蒙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一

王蒙的《红楼梦》评论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征: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生活经验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思想观念与笔调文情汪洋恣肆。他敢于立说,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理予以"概念化"表述,并在体悟、阐释、批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红学研究的"系统"。     

《红楼梦》在日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3),南京船运载<红楼梦>由长崎港进入日本,自此<红楼梦>开始了它在东瀛日本的生涯.在这两个多世纪间,<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情况如何?日本学者文人如何受容<红楼梦>这部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著作?日本红学的发展情况如何?文章就明治前后、大正、昭和时期<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情况作了一番考察并对<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作一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