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

重大灾害给受灾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各层面带来深重的影响,以助人为天职的社会工作者如何发挥专业作用以帮助受灾案主走出灾害困境?本文以此为构思的出发点,通过对灾害救助特点以及社会工作在其中角色定位的思考,引发出从系统视角开展灾害社会工作的设想,尝试建构系统视角下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     

Food Insecurity in Regional Rural Australi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food relief recipients' and provider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food insecurity in a large regional town in Australia. The cross-sectional qualitative methods research design incorporated survey-based interviews of four food relief services, a focus group of food relief recipients and two biographical interviews of food insecurity experience. Qualitative thematic data analysis provided insight into the respondents’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food insecurity, the provision of food relief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 charity model. An ecological-model-based analysis shows that food insecurity is the product of multiple complex causes including chronic and situational poverty. Political dimensions emerged in terms of the policies that are developed or omitted.

IMPLICATIONS

• Social workers need to advocate for the human right to food and strengthen capacity at multiple levels to improve food security.

• Improving access to quality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food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strategies.

     

政府基金政策对WEEE回收处理的引导作用及效果分析

为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WEEE）的回收处理，2012年开始政府通过向生产企业征收基金、同时给予回收处理企业定额补贴的措施引导回收行业的有序开展，但现行基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资金缺口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探讨更加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本文主要分析现行基金政策、资金平衡政策、以及基金减免政策对生产企业和回收处理企业的影响，通过比较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收益、社会福利和政府资金投入等指标，综合评估三类政策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现行基金政策下生产企业缺少动力在生态设计、绿色生产等方面付诸环保努力，因此限制了废弃产品资源化的效率和效益。相对于现行基金政策，资金平衡政策的优势和劣势均较为突出，优势在于避免了政府财政负担，但劣势在于对生产企业的冲击过大，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下降。比较而言，基金减免政策在向生产企业征收处理基金的同时，还将根据废弃产品的处理数量给予生产企业相应的减免额度，这种压力与动力并举的措施能够更好地调动生产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激励生产企业与回收处理企业的共同努力。从评估指标来看，基金减免政策在提升WEEE的回收处理数量，改善回收处理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提高环境收益，降低政府开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民间赈济：一九三四年浙江旱灾中的甲戌全浙救灾会

一九三四年，浙江遭受重大旱情，旅沪浙籍人士组建临时性赈济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对家乡进行赈济。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主动筹资对灾民直接赈济；第二，积极联合其他慈善团体，共同募捐，对浙江灾区施赈；第三，利用会员个人社会活动力以及团体影响力，向政府施加影响争取官方赈济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全浙救灾会对浙江旱区的赈济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显示了近代民间团体力量对赈灾做出的贡献。     

韩国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特征及其启示

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制定了有关保障措施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实施保障措施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韩国的保障措施法律制度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我国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可见韩国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特征。中国应该不断完善《保障措施条例》的内容,并将该条例升格为保障措施法,以进一步提高其保障措施的权威性。     

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对于个人以及历史的积极作用,并希望籍此摆脱人在历史与客观规律面前的消极被动局面。这不仅是直接面对社会历史环境的选择,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历史发展可划分为青年时代、建国前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个时间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质,都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     

北平贫民救济会的制度化建设及救助活动(1928-1937)

北平贫民救济会的救助活动(1928-1937)在近代北京社会救助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完善的组织机构及制度化建设、官民合作强大力量感召下民众的积极捐助以及占北京半数以上人口得以受助等成效,不仅推动了北京近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与转型,而且为当今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交替传译中精力分配失衡现象的实证研究——以非职业口译培训学员为例

交替传译是一个多任务同时操作的认知加工过程,它承载着多重认知负荷压力。以非职业口译培训学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交替传译精力分配失衡的因素有多种,且失衡现象是动态和波动的。对于多数非职业口译培训学员来说,其中口译技能的影响力最大。实验证明,“技能分解训练法”有助于提高学员的单项技能水平和单项任务的处理能力,从而能更好地实现注意力的有效分配。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