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接着冯友兰"抽象继承法"讲

如何对待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本文尝试着使用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接着冯友兰“抽象继承法”讲。简言之,就是对孔子仁学伦理思想进行逻辑分析,将其分解为具有抽象性意义的“爱”和具体性意义的“仁”的外延和阶级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性继承(注重精神性继承),不仅要继承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爱”,更要继承其活的“能近取譬”、“将心比心”精神内涵,最终将其放入构建和谐社会的视域下进行继承和发展。     

情至真时自成诗--谈月人词

当代著名词人月人创作的3000余首词作，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祖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百花园，卓有成效地弘扬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月人对词有矢志不移的痴情，坚持长达25年的创作、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词作的突出特点是美声情、合音律的高品位境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纯真的性情。     

试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的土地改革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针对土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正确思想,如: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是土地改革的前提;发展生产力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保障人权是土地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党的领导是土地改革胜利的根本保证等.这些思想对纠正"左"倾错误,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司马迁《报任安书》读札

《报任安书》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以及《史记》撰写情况的珍贵资料。任安获罪的经过直接关系到司马迁对任安的态度,《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和司马迁受宫刑后忍辱苟活的目的,这些对正确解读《报任安书》以及司马迁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政治与伦理的张力——《左传》中的“子曰”读解

《左传》中的"子曰"思想丰富,可以从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张力来把握其政治伦理意蕴。其中包括权力和仁爱的矛盾,规范和私利的矛盾。处理二者的矛盾需要政治智慧,即"知"。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论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

任鸿隽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他针砭时弊,探讨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主张科学与教育联系,倡导科学教育为近代社会生产及生活服务。与前人相比,任鸿隽更加重视科学精神的养成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潮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孟子思想之新诠释--以政治思想为中心

孟子的“仁义论”是综合原始儒家的“仁”论与前期墨家“义”论而形成,但是孟子将“仁义”概念结合于他的“心性”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涵义。由此,孟子政治哲学确立了超阶级的普遍性与道德对于世俗权利的优越性。我们将具备此含义的孟子之政治思想称为仁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仁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构成仁义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所蕴涵的意义与问题。     

晚清辞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

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自由书”，论证为何要将学校、报纸、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但“报纸”、“演说”多即兴之作，对时下有启蒙之功，却非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在满清王朝寿终正寝的前夕，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人编著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刚刚崛起的社会组织（现代大学和出版社）与新型出版物（辞书和教科书），二者的合作，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清西学东渐的蹒跚步伐。考虑到黄人在东吴大学教的是“国文”与“国学”，本文将以其编纂活动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是如何在晚清辞书的视野中得以浮现的。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从事文学教育的“专门家”，黄人的才情学识固然引人注目，但更值得后人欣赏的是其建立在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百科视野”。面对西学东渐大潮，有此视野者并不罕见，但能成功地将其落实在辞书以及教科书的编纂活动中，可就不多了。本文试图将黄人的文学批评、辞书编纂以及教科书撰写三者互相参照，解读社会转型期新的知识系统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