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浥湖（南湖）

岳阳的南湖在唐诗中多称为浥湖,李白、张说等都曾结缘浥湖,温婉多情的泡湖抚慰了诗人的心灵．涤荡了诗人的胸襟。在山水中诗人得到了精神的升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浥湖诗表达出诗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和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浥湖山寺、浥湖竞渡、浥湖含膏名茶与美丽的浥湖山水一起构成独特而又迷人的泡湖文化。     

考证荆浩生卒年代的新发现——兼与袁有根、马增鸿二先生商榷

晚唐五代山水画家荆浩生于何年,卒于何时,一直是中国美术史上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悬案。笔者依据荆浩与好友大愚的交往为线索,参阅新发现的记载大愚生平的《大唐舍利山禅师塔铭记并序》碑刻,对荆浩生卒年代提出：约生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与后梁同终而逝。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祗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     

东部蒙古藏传佛教寺庙佑安寺考述

详尽考述了该寺的修建过程,寺庙的布局及佛事活动。通过对佑安寺的始建时间、创建人及其盛衰过程的考述,分析了佑安寺对东部蒙古的重大影响和它所折现出的民族、宗教内容,以期对东部蒙古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探讨。     

部门经济视野中的佛教经济——从佩尤托的《佛教经济学》一书谈起

大致地讲,佛教经济学并没有超出一般生态经济学之命题意蕴,依照经济学可作一般经济学与部门经济学的区分。佛教部门经济学研究与寺院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不同,当代佛教这一大部门门类之内以及各细分部门之间与各内部的经济运作情况,具有“三性”,即合法性、合理性与合适性。     

南宋高庙配享之争考实

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宋高宗赵构葬于永思陵,洪迈提出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配享,而杨万里等人以为配享人选不当,一时朝议纷起。窃以为,洪迈所提人选符合孝宗皇帝的旨意,也是经过孝宗默许的;而杨万里等人面折廷争也是有其人事背景的。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仪式实践仍遵循传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的结果。在发展经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博物馆在当地的修建成为可能,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并给予其适当的生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     

唐宋祆祠庙祝的汉化——以史世爽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考察了史世爽先世受牒的历史,认为唐代萨宝府下的祆正、祆祝,专为管理胡人信教而设,属中央王朝的职官体系。经历了安史之乱和会昌灭法后,祆祝的任免权已转归地方官,其祆教色彩渐淡。至宋代,祆祠更纳入中原王朝的祭礼,成为地道的汉人信仰。唐宋之际祆祠庙祝任免权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外来宗教如何逐渐融入中土社会。     

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

在司马相如“博丽之文”的影响下,扬雄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杰出的大赋。其中《长杨赋》尤为奇特,前贤或因其以议论代铺排而认为它仿效相如《难蜀父老》,或因其以论辩构篇而奉为“文赋”之祖,或因其阳咏汉德而阴寓讥时的叙事之法将之视为两汉赋风转捩的纽带,然究其实,皆泛泛而谈,未能探骊得珠。《长杨赋》创作背景和叙写结构实根源于西汉元、成时代的庙制之争,儒家思想的上升,儒生政治的诉求,宗法圣统的复归,取法周礼的倡导,构成了其时庙议的复杂内涵。而在依礼制勘定庙数的几番论争中,虽然皇帝与儒生的意见未能一致,但基本确定了高祖、文帝、武帝三庙永不毁弃的地位,这正是《长杨赋》的写作背景;而且“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观念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与谲谏内涵,尤其是赋中的戒淫史观和论辩体式,对东汉京殿大赋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     

隆务囊索政权的建立与隆务寺的兴盛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历史上,隆务寺和隆务囊索政教合一体制曾长期主宰了隆务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本文在梳理隆务寺和隆务囊索的历史轮廓的基础上,对隆务囊索与隆务寺的政教关系作了新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