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论建国初期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

建国初期,党对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本领;重视研究党执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从严治党,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按班人,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不断提升党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这些经验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财富。认真总结建国初期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对于今天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民国时期青海省人口统计研究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人口数的还原是再现一个地区在某段时期社会状况的关键。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有限的资料认真详细的考证、周密细致的分析,论证了民国时期青海省人口发展具有较高的增长率——30‰左右;并以此为基础,对民国时期青海省各个年份的人口数作出估算,希冀能对青海地区社会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城市教育行政对此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同时给予适当的经费扶持、公平待遇和充分信任,在经济和办学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干预。对众多私立学校的间接管理模式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负担,也为城市教育行政集中精力办理宏观教育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民族认同的影像表达——以《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为例

《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是两部影响巨大的献礼影片，两部影片在历史事件选择与表达方面别具手眼，具有突破性。这种突破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指向了“民族认同”这一深刻主题。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民国苏州浴室业发展述论

民国苏州的浴室主要由客籍人士经营,为本地人提供服务。对比上海、扬州等地,苏州浴室业的经营方式、理念和技术设备相对落后。苏州浴室的分布明显受到商业资本不断集中、厂矿等现代工业大发展的影响,依附在以经济和现代交通为轴心的商业圈中。在动荡环境中,苏州浴室业仍有所适应和发展。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